“黑”在瑞士如同身陷囹圄

众多生活在瑞士的无证件者只能打黑工，多从事清洁工作 Keystone

据估计，在瑞士生活着7-18万无证件者，阿纳利利亚就是其中之一。经过一番复杂繁琐的手续，这位哥伦比亚女性在在瑞士生活了14年之后，终于成为少数的幸运儿之一，取得了瑞士的居留权。

“瑞士的居留卡，就是最好的礼物，直到现在，我还难以相信，”41岁的阿纳利利亚说，她的眼睛闪着亮光。

对被发现因而要被遣返的恐惧，伴随她经年；而她从这种生活中所学到的，已深入骨髓。“遇到警察、门铃突然响起，这都令我恐惧”。

“生活在这里却没有证件，如同生活在监狱，”秀丽的阿纳利利亚(化名)带着小小的金耳环，穿着仔裤和灰色的运动夹克，卷发被系在了一起：既不能租房子、也不能买手机，有病还不敢找医生。

她提到一个女同事，腿断了却不敢去医院。阿纳利利亚比较幸运，无证件组织的顾问机构在几年前帮她上了保险。她说着流利的德语，这都是在瑞士多年“练”出来的。

“一个月10瑞郎”

她对政治知之甚少，也知道，不可能所有的移民都“合法化”。但她认为，对不同的移民应区别对待。“我们不是无证件者，我们是人，是有血有肉有心灵有家庭的人”。阿纳利利亚不理解，为什么外国人不能在这里帮忙做家务、整理花园，这些工作是大部分瑞士人都不愿意做的。

14年前，阿纳利利亚因工作原因来到瑞士。她的表姐在瑞士做清洁工，在怀孕待产时，阿纳利利亚接替了表姐的工作。她一个人住在小小的阁楼中，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没有亲人，也不会当地的语言。

起初，为了与故乡的家人通话，她只能购买10瑞郎的电话卡。但同母亲和女儿才说上几句，电话机就开始哔哔作响，提示钱已快用尽。“刚开始时我很爱哭，但这种必须靠自己的感觉也让我变得强大，”她说。

巨大代价

阿纳利利亚出身贫寒，母亲是洗衣女工-她并不用洗衣机，而是用石头和肥皂。母亲生病后，她不得不辍学工作。她的父亲在49岁时因意外遇难身亡。妈妈和6个孩子没有钱，也没有希望。

阿纳利利亚是单身母亲，且没有受过教育，但她希望自己的女儿比她过得好。她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很大。和外婆生活在一起的女儿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只来瑞士探访过她3次。“我总是在想她，这给我力量，”她说。

在一个医生家里做清洁女工的工作让她得以帮助母亲维持生计、给女儿支付学费。“如果我待在哥伦比亚，我就帮不了家里了”。

“瑞士是一个悲伤的国家”

阿纳利利亚很清楚：“瑞士并不适合所有人”。她认识很多外国人，对瑞士的国民性格和气候都不太适应，因此产生了抑郁。“和哥伦比亚相比，瑞士正相反，是一个悲伤的国家”。这里的人不常笑，这里的太阳不常照，而且街上也没有 什么行人”。

“不少瑞士人都很有钱，但他们并不想为生活增添些什么，”阿纳利利亚说：“我为什么不能笑着生活呢？我很健康、有份工作，还有暖暖的床和汤。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些的”。

作为无证件者，她是否受到过歧视？她的回答是否定的。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她开始讲述打黑工的无证件者，最终却没有从雇主那里得到工资的事情。她的一个朋友是裁缝，在整日整夜为一名女顾客缝制了衣物和窗帘后，却并没有得到应得的6000瑞郎。

在第二故乡的梦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阿纳利利亚的女儿已成人，作为空姐，她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但阿纳利利亚认为她的未来在瑞士，而不是在哥伦比亚。她希望，凭借着居留卡，她可以在医院找到一份工作，或者在工厂。她的梦想是在伯尔尼周边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在她的“第二故乡”。

在瑞士的无证件者

1992年瑞士开始推行“三线模型”移民政策，自此非欧盟国家、并非受过良好教育的外国人在瑞士很难再得到工作许可。

对无证件人士来说，这意味着几乎不可能将自己的身份“合法化”。

这使得无证件人士开始团结起来并出现公众视野当中。

瑞士德语区无证件人士咨询处表示，2001-2007年仅有2000位无证件人士获得居留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