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远在瑞士：泰朱·科尔刻画的寂静

“这个国家神志正常、干净整洁、贵得让人心痛，同时又充溢着直来直去、毫不嘲讽与无穷无尽的美景。在这儿住了一两个月后，我陷入了痴迷的状态。” (*) Teju Cole

2014-2019年间，美国摄影师、作家与评论家泰朱·科尔(Teju Cole)的夏季都在瑞士度过，在这里探索被群山环绕的真空透出的视觉材料与信号，结果便有了《Fernweh》一书。作书名的这个德语词的意思是“渴望远游”，在这样一个几乎全球隔离的时期，这部作品甚至带来更为嘹亮的回响。

出书的时机不能更(不)吉利了。随着《Fernweh》(英)外部链接一书2月问世，欧洲各国为延缓新冠病毒传播，接二连三地开始广泛实施隔离措施，这当中也包括瑞士。

原本是对静逸之极、空旷之极的瑞士空间所做的一种视觉、脱俗的探索，忽然之间，就变成了对最密切现实的某种幽暗写照。

“我越来越不愿意用人来充斥我的图像，而是对有人迹却无人影更感兴趣。以前我经常用深影，现在用的不那么多了。我也几乎不再夜间拍摄。随着照片系列开始成型，我心里对哪些属于它哪些不属于越来越有数。 我不断地研究照片，但也让自己沉浸在某些画家和图形艺术家的节奏里，比如夏尔丹(Jean-Baptiste-Siméon Chardin)、马蒂斯(Henri Émile Benoît Matisse)、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穆图(Mutu)等。我放弃了一些“不错的”照片，就像是写文章时从草稿中删掉华美的句子；我还学到，在几张内容紧凑的照片之后应该安排一两张更简洁、更空灵的。 说到底，作者这个职业在乎的不只是有所创造，也是有所取舍。” Teju Cole

在苏黎世文学坊(Literaturhaus)的邀请下，泰朱·科尔来这里做艺术访问讲学。2014年他花了半年时间在瑞士到处旅行、拍照，同时还在从事一个跟尼日利亚拉各斯有关的写作项目，那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

对科尔来说，这两个国家的区别不能再大了：“我在无山之处长大，靠近的是环礁湖和大海，所住的城市里算得上高的只有高层建筑。我习惯于城市生活的极限：人群、交通、体力、犯罪。但大自然的极限-狂暴猛烈的天气或是令人眩晕的地势-对我来说却是陌生的。”

科尔说，逗留瑞士期间他从未感到过无聊。作为一位在此过境的彻头彻尾的陌生人，他陶醉于身处时间停滞状态的感觉，一边独自巡行在某种无身份区里。“Fernweh”这个词很难译到位：它是常用的“Heimweh”(“思乡”)一词的对立面，是渴望去遥远的地方。 

泰朱·科尔眼里的“远游”与“思乡”

德语中表达“思乡”的词是Heimweh。传说自15世纪起散布在欧洲各地替外国打仗的瑞士雇佣军，都是些强壮结实少有弱点的士兵。但他们的思乡之情却到了一种强烈到发狂的地步，他们思念本州的海拔、清澈的湖泊，和他们那保护家园的高山。这种感情，他们称之为“Heimweh”。

这种强烈的身心机能紊乱最初是在1688年由瑞士医生约翰尼斯·霍费尔(Johannes Hofer)[编者注：霍费尔是位在瑞士巴塞尔学习的法国医学生]诊治的，他给了这种病一个希腊语名字“nostalgia”[编者注：霍费尔把表示“家乡”的Nostos和表示“痛苦/憧憬”的Algos拼在一起造了这个新词]，就是我们熟知的“思乡病”，或曰“乡愁”。

Heimweh一词被吸收进标准德语后，就浮生出一个反义词- Fernweh。Fernweh是渴望离开家、渴望去遥远的地方。Fernweh的意思类似“旅行癖”，但如heimweh一样，带着些许病恹恹、忧忧郁郁的意味。

旅行的癖好根植于德国浪漫主义传统，跟走进大自然紧紧相连。只要想想看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那些画作，一位独自在壮观风景中远足的旅人，与无法抗拒的伟大和大自然的错综复杂融为一体。

Fernweh更为含糊一点。一个人只想走得远远的。Fernweh：音节叹了口气。

来过第一次以后，他接下来的五个夏天都在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阿尔卑斯山国度过，心里深信，一个人要想参透瑞士，就必须读懂它的群山。思忖先前的材料也绝不是问题。

“瑞士介于两者之间却不流于俗套，是个位于中心位置的边缘国家，虽身处这个世界，却又不属于它。” Teju Cole

无论在圣哥达隧道落成之前还是之后，穿越阿尔卑斯山脉都曾是一次冒险，启迪与挑战过欧洲的智者、艺术家与作家。理想化的瑞士贯穿着欧洲的艺术与文学，再传播到更广阔的世界。比方说，瑞士几十年来一直是印度宝莱坞电影浪漫音乐场景的最佳取景地。

“苏黎世湖，比预期的更大，一如与它同名的城市一般整洁优雅，贝德克(Baedeker)这样形容它： ‘它的景色，虽稍稍自诩壮丽，却几乎没有哪座湖能与它的美平分秋色。’ 但我发现布里恩茨湖(Lake Brienz)可与苏黎世湖媲美，那里到了夏天就呈现出迷人清澈的青绿色，周围被陡峭的绿色悬崖环绕，冬天这些悬崖则以雪崩威胁着沿湖的各个小村庄。实际上我遭遇到的问题却是，瑞士的每一座湖都是最美的，假如那碰巧是你正在游览的湖。” Teju Cole

凭着对跨越700多年的漫长国家“现代”史的全部骄傲，瑞士无法避免不被其他人的看法裹挟。我们大概可以说，瑞士在19世纪被英国旅游业创造成面向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充满异国情调又廉价(！)的旅游目的地。在此之前，从17世纪直至19世纪伊始，瑞士作为壮游(Grand Tour)的一部分，在英国贵族阶层的意象里占据很高地位。所谓“壮游”，是年轻贵族子弟(以及由年长女伴陪同的女性)穿越欧洲大陆的长途旅行，当作成长为见识过世界的淑女与绅士的仪式。

“随着我拍摄的照片越来越多，我看到自己被各种标志、被风景中的广角镜(在瑞士，许多街道交叉路口都有长方形的广角镜，把你背后的景色反射在你面对的景色之上)、被地图与地球仪、被群山以及广告牌与海报上的群山照片吸引。 我注意到(……)一些自己拍的群山照片看起来就像群山照片的照片。我被这种事物与事物的影像之间跳动的分隔吸引。” Teju Cole

这个国家确实不曾辜负过人们的预期-不过，它肯定未曾变得更便宜。

对泰朱·科尔来说，他非常清楚想象中的瑞士、它的历史与地理。他对自己的怀疑也非常直率，不肯定他在做的一切是否值得-无论是理智方面还是创造性方面。

“我从未感到像瑞士人。我从未觉得想搬去瑞士。它的魅力全部在于远离它，那种一个人能够指望的疏远。(……)我在瑞士最有在家那般自在的感觉，正因为我不在家。它使我快乐，因为它不能使我快乐。” Teju Cole

科尔使用影像和文字，来拓展存在已久的对瑞士的见解。他的想法与沉思同一系列看似单调乏味的影像交织在一起，使它们栩栩如生。

无论他得以投射出何种印象，有一样是肯定的：泰朱·科尔确实已经加入到一群世界艺术家与思想家之列，在我们集体的无意识中塑造着脑海里的瑞士明信片。

2015年7月。接近傍晚。苏黎世的一间酒店房间。我出门拍了一天照，都没拍回什么好照片。我摘掉镜头盖。我现在用一部Canon Elan 7拍照，这是部2000年前后生产的很棒的轻型单反胶片相机。我把相机架在三脚架上。贴在房间内独立式衣橱门上的是一张湖面行船的照片，背景是群山。晚上你可能会在这房间里突然醒来，就着街灯观看那隐约的湖水，想像着自己正在湖上泛舟：那身为小人物的令人稍感眩晕的兴奋感，与有个自己的房间的满足感，在那一刻，找到了完美的平衡。 我面对衣橱。我打开背后的窗户，稍微提高了相机的曝光设置。一盏黑色的灯、灰色条纹墙纸、衣橱、一个折叠行李架、黑色的灯开关、黑色门上一个锃亮的门把手。在如此安排之下，它们看似儿童百科全书里的插图。这是一扇门。这是一艘船。这是一座湖。这是一座山。这是一间你渴望远离的房间，一间使人联想到fernweh的房间。这是待在房间里的一个男人，蹲在相机后面，准备按下快门，远离家园，不完全快乐，但也许会比身在别处要更快乐一点。 Teju Cole

(*)：图片的说明文字都节选自泰朱·科尔的散文集Far Away from Here(英)外部链接，2015年9月27日刊登于《纽约时代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