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黎世大學不為人知的歷史
長期以來在蘇黎世一直在對“白種人的改良”進行研究，蘇黎世大學正在努力解決這個歷史遺留問題。 100年前，蘇黎世大學的人類學家、醫學家和生物學家也熱衷於種族衛生和優生學的研究。許多科學家在研究中沾了殖民統治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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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大學醫學史學家Pascal Germann尤其針對蘇黎世人類學研究所進行了分析。 “該研究所在20世紀初崛起，成為全球種族研究的中心，”Pascal Germann說。
該研究所以其測量方式和儀器而聞名於世，這些可用於確定身高、頭骨周長或面部棱角的測量工具當時成為全球熱門的出口產品。 “而這些測量方式往往帶有恥辱性，”Germann說，“比如教科書上的測試對象必須全裸。”
這些測量方法和儀器的開發與測試都是在歐洲殖民地進行的，例如，蘇黎世人類學家Otto Schlaginhaufen在德國殖民地新幾內亞的測量工作就是在德國士兵的陪同下進行。
Schlaginhaufen在蘇黎世大學找到了有影響力的盟友，推動優生學研究。 “其中重要的一位是植物學家Alfred Ernst，他在1928年被任命為蘇黎世大學校長，”Germann說。 Ernst在東南亞的殖民領土上進行研究，他得益於荷蘭帝國主義在那裡的基礎設施。
Alfred Ernst和Otto Schlaginhaufen都是1922年創建的Julius Klaus基金會的共同創始人之一。基金會成立之時，資產規模大於蘇黎世大學的年度預算，基金會的章程上寫道：種族衛生改革是為了“改善白人的人種”。
Germann認為，這說明該所大學的優生學經常與“殖民種族主義思想”交織在一起，1970年章程修改之前，除了Alfred Ernst之外，大學的其他四位校長也都是Julius-Klaus-Stiftung基金會的成員，該基金會至今仍然存在。
蘇黎世大學在1979年之前一直開設種族研究講座，“讓我感到吃驚的是，直至60年代，針對這所大學幾乎沒有任何批評的聲音，”Germann說。在那之後，瑞士對種族研究的接受度才開始崩解。
“真正對這個問題的考察是從九十年代才開始的。”儘管該研究所目前對揭露這段歷史採取了非常開放的態度，但針對蘇黎世大學殖民參與的研究才處於起步狀態。
那麼，這是不是一種主動忘記自己殖民歷史的做法，即殖民失憶症？要確定這一點，就必須了解記憶文化的運作。蘇黎世大學英語系全球文學教授Ana Sobral說：“尤其還要知道，記憶也與權力有很大關係。”
它還關係到涉及改寫“他人”歷史的後殖民主義，因為西方現在教授的歷史被歐洲中心主義思想嚴重扭曲了。
另一方面，還在持續的殖民主義權力化結構也要被揭露。之所以掩蓋自己的殖民歷史，是因為這種當時形成的經濟關係不會輕而易舉地消失。 “我們今天看到的不公正現象就是來自殖民時代，這與資本主義密切相關，並有著巨大的連續性，”Sobral解釋。
“大學首先要維護自己的名譽，”Sobral說。所以研究機構往往會故意迴避某些問題。他們有自己優先要考慮的事情，比如能產生成就感的大學排名。
Otto Schlaginhaufen (上右) 在科學研究旅途中。
“而想要做出改變的時候，又常常受到某種保守主義思想的制約。蘇黎世大學和聯邦理工學院都強調創新和開放。但與此同時，他們又會對逆耳的批評之聲予以抵觸， ”Sobral指出，那些根深蒂固的基礎認知讓他們行事被動而僵化。
但是，如果只對研究機構進行批評和糾責是很短視的行為。 “全民族的整體記憶也往往只強調了勝利的時刻，而忘記了恥辱的時刻。”因此瑞士人寧願相信自己是中立國，而不願被看作殖民國。
“但實際上瑞士從未中立過，它也曾從殖民主義中獲益，”Sobral表示，要想改變，需要來自外部的壓力。優生主義者Auguste Forel的半身像，2006年迫於學生的壓力被移走就是一個例子。
不過，Sobral認為，觀念的改變，不能從大學做起，而是要從社會入手，因為大學裡的知識最後並不總能回歸到社會。
本文首先發表在《蘇黎世大學生報》(Zürcher Studierendenzeitung)外部链接上。
(譯自德文：楊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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