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挽救了许多孩子生命的女人，却是一个狠心的妈妈
Frida Imboden-Kaiser医生是圣加仑儿童医院的创始人。她全身心投入婴儿护理工作，挽救了成千上万孩子的生命。然而，她却剥夺了自己孩子的财产继承权。
20世纪初的圣加仑：刺绣业蓬勃发展，圣加仑生产的花边闻名于世，这座城市成为瑞士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宏伟的建筑将城市装点得富丽堂皇。
但一位女性，却对这里的情况感到震惊。当时年仅25岁的Frida Kaiser(1877年7月3日-1962年4月25日)是瑞士第一批在日内瓦和伯尔尼大学医学系毕业生之一，刚刚回到家乡。
当她在圣加仑州医院的儿科病房开始工作时，看到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画面：”一间狭长、只有一扇大窗户的房间里，整个一条从头到尾的长椅上摆满了一筐筐的病婴，“她在自传中写道。
”发着烧的、瘦弱不堪的、啼哭不止的婴儿，他们上吐下泻。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一个接一个被送到病理室或解剖室，是一件痛苦而无助的事，“于是Frida Kaiser做了一个决定，她要接管这些可怜的孩子。
虽然家境优越，但她并没有像普通富裕家庭中的年轻女性那样，首先考虑结婚生子。
从青少年时期起，Frida就和她的童年好友，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的Hedwig Scherrer一起发誓，将毕生的经历投入到工作中，绝不结婚。她与Hedwig Scherrer保持着一生的友谊。”我永远也不会，“Frida发誓：”坐等一位可能会来也可能不来的王子。“
后来，Frida30岁了，在圣加仑经营着自己的诊所，她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照料婴儿。1909年，她成功地动员了50名志愿者，成立了一个婴儿之家-一个类似日托中心的机构，为圣加仑的职业母亲照顾孩子。
这些女性往往在产后几周后就回到工作岗位，并停止母乳喂养她们的婴儿。但婴儿之家的许多孩子都生了病，患的是Frida在州医院看到的一样的腹泻与呕吐症。
她想弄清病因，需要可靠的数据。1910年-1912年，她与百名志愿者一起，探访了全市约1800名新生儿，记录他们的生活和喂养情况。
她发现：只有45%的瑞士母亲母乳喂养孩子，而且只喂几周。很多孩子用奶瓶喝含有面粉添加剂的牛乳。可能是这种瓶装奶的制作不够卫生，导致新生儿出现了致命的呕吐腹泻症状。
Frida把她当时开展的活动称为“母乳喂养运动”。她说服母亲们将母乳喂养的时间延长几周，并教她们如何为孩子防病。她在报纸上发表相关文章；开设展览；举办讲座。
她的好友Hedwig Scherrer画了一张海报：“100个奶瓶喂养的婴儿中有14个死亡，但100个母乳喂养的婴儿中只有7个死亡。” Frida撰写了《我如何照顾我的宝宝》一书，并培训助产士和育婴师。
她也在政治上也下功夫：当时有一种哺乳金，是对因母乳喂养不能出去挣钱的母亲的一种工资补偿。Frida设法提高了这一扶助金的金额：从10周哺乳的20瑞郎提高到6个月的70瑞郎。
Frida Kaiser勇往直前：“事与愿违、形势所迫(……)我们的婴儿之家逐渐变成了一家(……)婴儿医院，服务对象覆盖了整个瑞士东部地区(……)。于是，并非自愿，我成为一名主任医师(……)，”她在自传中叙述道。
20世纪10年代初，医院添设了产科咨询和牛奶厨房服务，那些不母乳喂养孩子的女性可以来此领取干净的奶水。Frida还额外为圣加仑的工人创建了度假之家；为军队提供帮助，并与他人合作创建了“Pro Juventute”协会，该协会至今依然存在。
Frida是个实干家，如果放在今天她会被用“坚强”来形容，她穿着高纽扣的衣服，头发盘起来，戴眼镜，从她的老照片上看起来略显严厉而严肃。
她知道如何达到目的。当哺乳金后来要被取消时，她亲自去找了当时的联邦委员Walther Stämpfli ，说服他改变主意。
她自己的生活很节俭：不喝酒，不抽烟，甚至不去理发馆，“因为不想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些环节上”。
但还是结婚了
34岁时， Frida做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她打破了青春的誓言，嫁人了。他叫Karl Imboden，是个心理医生，他们在一个协会一起工作时认识。Frida和Karl有三个孩子，最后一个孩子是她在43岁时生下的。
第二个孩子-儿子Max，是Dieter Imboden的父亲。Dieter现年76岁，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环境科学荣誉教授。Dieter Imboden在苏黎世湖畔的Küsnacht长大，他经常和祖母Frida在格劳宾登的山区过暑假，她在20世纪20年代，在那里买了一栋房子。
“如果我们这些孩子没有完全按照祖母的要求去做，她就会大发雷霆，”Dieter说，他现在正在研究自己家族的历史。“我不记得看到过她笑，也不记得她曾拥抱过我们。”
谈到祖母做出结婚生子的决定，Dieter Imboden说：“我想她是想证明：‘我不仅有理论也有实践。’她需要母亲的身份作为一种证实。”
的确，虽然她自己是一个先锋人物，独立地学习、生活和工作，但她在1930年的一次演讲中肯定了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传统角色：”最重要的是，年轻的女孩需要一个真正的富有母性的理想。有朝一日，在自己的家庭中，在婚姻中，成为妻子和母亲，这应该是她们的愿望和意愿，”她在讲座手稿中写道。
然而Frida自己的婚姻却并不幸福。Dieter Imboden回忆说：“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很活泼，当我们之间发生争执的时候，父亲就会变得很安静并告诫我们：‘别吵了! 你们不知道你们有多幸福。’”
Max的童年是伴随着父母的争吵度过的。“我的祖父可能是一个喜欢梦想的人，对于财务和物质方面的事有点不切实际，”Dieter说，这有可能与Frida的严格和实用主义做事风范格格不入。
1928年，这段婚姻走到了终点。在离婚判决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裂痕的深刻：Karl和Frida互相指责对方曾殴打对方。Frida认为，她的丈夫”不懂务实”、“无法建立友谊”。而Karl指责Frida“沉迷功名”，“经常陷入一种莫名的亢奋，而这种亢奋并不经常以狂欢收尾。”
被剥夺继承权
Frida想让法院将所有孩子都判给她，但Max被判给了父亲。于是Frida，这位可能拯救了成百上千个孩子的生命的女性-却毅然决然地表现出狠心的一面：她将自己的遗产交由一个家庭基金会管理，未给这个儿子留下一分钱财产。
Max13岁时搬到父亲家住，好多年几乎未和母亲联系过。“当然，这在圣加仑是不能让人知道的秘密，”Dieter Imboden说。
Frida是否有挫败感，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因为在她的自传中，她几乎只字未提她的丈夫、她的婚姻和她的孩子。
但至少Frida晚年可以在格劳宾登的房子里享受她一生的硕果。1953年，Frida已经76岁了，圣加仑州的婴儿死亡率下降到2%，而1907年当Frida开始投身婴儿事业时，婴儿死亡率为6%。
她所推行的哺乳金一直存在到1996年，即使今天，一些健康保险公司仍然支付这种母乳喂养津贴。而Frida的婴儿之家也仍然存在，这就是圣加仑东瑞士地区儿童医院。
本文于2020年1月23日发表在瑞士第一本独立知识杂志(Higgs.ch外部链接)上。SWI瑞士资讯swissinfo.ch不定期发表该杂志的文章。
(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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