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诗人与他的中国三部曲

今年正逢瑞士民族诗人弗里施(Max Frisch)的百年华诞，让我们籍此机会回顾一下他与中国的一段情缘。从心向往之，到1975年终于成行，弗里施的中国之旅穿越了近半个世纪。

此内容发布于 2011年09月17日 - 11:25

12 分钟

外援记者：阎寒, 瑞士资讯swissinfo.ch

中国很早就令他心仪，这种渴望诉诸笔端就是小说《宾与北京之旅》和剧本《中国长城》。1975年，弗里施随同西德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访华，得缘中国之旅的夙愿，并写就了他“中国三部曲”的第三部：《不，我没见到毛》。

古老的东方遥远广阔，神秘富庶。几百年来，丝绸之路上瑰丽的神话、马可波罗动人的传奇、传教士零星半点的叙述点燃了西方对中国的热烈幻想。瑞士民族诗人弗里施(Max Frisch)，也不能免俗。

《宾与北京之旅》(Bin oder die Reise nach Peking)

他创作的小说《宾与北京之旅》产生于1944、1945年，当时欧洲战场正处于决战阶段，作家本人依然在市民与艺术家生活间犹疑不定。面对内外两种纠结，弗里施在幻想中游走古代中国，实现超越世事的梦想。

这篇小说描述了“我”在和宾结伴去北京的路上，先后遇到了佛陀、僧人、画家、桃花女、初恋情人和自杀未遂的人。一路上，回忆与未来相重叠，现实与想象相交错，“我”重温了前世未了缘并探看了未来的造化。这是一部关于生命与死亡的小说，其中佛教生死轮回的观点、参透色相的玄机使作品闪烁着独特的东方魅力。

弗里施借鉴了洛可可时代(Rokoko)盛行的中国风(Chinoiserie)，引用了中国的诗歌与绘画，并贯通了佛家和道家思想。经过这番刻意美化，中国被塑造成了一个诗的世界，哲学的国度，一个迥异于西方的他者。

西方是工具理性的社会，东方是诗书礼乐的古国；这边战火纷飞，那边是太平盛世；西方人工作、吃饭、赚钱，东方人宴饮、作画、狩猎。弗里施笔下的中国仿佛一幅轻柔、浪漫的画卷，难怪德国著名的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说《宾与北京之旅》是他最喜爱的文学作品之一。

《中国长城》(Die Chinesische Mauer)

如果说《宾与北京之旅》是一部“出世之作”的话，那么剧本《中国长城》就称得上是“入世之作”了。该戏于1946年秋首映，剧中秦始皇在南巡途中遇到了一个名叫“今人”的当代西方知识份子。“今人”以介绍最新科技成果原子弹为机会，向始皇进谏，“在原子爆炸的时代，一国的暴君就是全人类的暴君”。秦始皇不但没有纳谏，还对叛逆“民口”动用酷刑，并大肆庆祝自己灭六国、平天下、建长城的功绩。

在这部戏里弗里施显示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他跨越数万里，上下几千年，以“今人”为代言人，对话中国的皇帝，让民主向专制叫板。可是，面对淫威，“今人”渐渐失去了英雄本色，蜕化成了犬儒。

《中国长城》以秦始皇为主角，以各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配角，埃及艳后、拿破仑、菲利浦一世、哥伦布、唐璜、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角色在舞台上翩翩起舞，充满了闹剧效果。弗里施好像在游戏，而实际上他非常严肃地要在东方与西方几千年的历史中寻找一个清楚的答案，即：要文明，不要野蛮；要和平，不要战争；要民主，不要专制。

《中国长城》既具现实性，又有前瞻性。它批评了冷战的世界格局，并提醒人们警惕现代战争的毁灭性威胁。1961年，《中国长城》问世10多年后，柏林墙建成了。长城建到了当代欧洲，这恐怕是弗里施也想象不到的。

《不，我没见到毛》(Nein，Mao habe ich nicht gesehen)

1975年，弗里施随同西德总理施密特一行22人访问了中国。代表团在4天内访问了北京、南京、上海和新疆等地。访华归来，弗里施撰写了《不，我没见到毛》的游记。之所以起这个题目是因为当时毛泽东与施密特进行的是私人会晤，弗里施不在场。

游记显示了弗里施是一位细心的、对中国深怀好感与同情的观察者。他几次用到“感动”这个字眼。令他感动的有：北京机场上欢迎客人的4000名儿童、宴会上的一道水果(雕刻精美的西瓜)、飞机上挂在施密特和代表团之间的一卷帘子等。

对弗里施而言，中国之行是梦想与现实的一次遭遇。诗人写道：“马可波罗的时代已经结束。宾馆非常整洁。”弗里施观察中国的一草一木无不带着诗人浪漫的情怀。比如他称药店里的售货员为身穿白大褂、留着黑辫子的图兰多，他看见施密特与邓小平两个人的拥抱就立即想到了Montezuma和Cortez。

北京的市景深深吸引着弗里施。到处是人，步行的人，坐在公共汽车上的人，骑自行车的人。衣服以蓝、绿两色为主，偶尔有碎花衬衫和系蝴蝶结的辫梢在人群中闪过。女人也穿裤子，不是突出身材的那种，她们的性别写在脸上。这里的人表情安宁生动，行动不慌不忙。北京带着可爱的乡土气。大街上只有少量的汽车和公共汽车，有时有毛驴驮着小车经过，车上装着白菜。北京非常安静。

在游记里，弗里施认为施密特对中国持“清醒的、明智的、清楚的、实用性的态度”，施密特“把创造新人类的理想留给中国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身为社会民主党人的施密特就能对社会主义中国既不排斥又不溢美，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流政治家的远见。

那么弗里施对中国是什么态度呢？作为文化人，他对诗书礼乐的古老文明心怀向往。作为出身中下阶层的西方左派知识份子，他对社会主义理想抱着天然的好感。他从诗人的视角看中国，对中国持浪漫化、理想化的态度，即使在1975年与现实中国遭遇时也是如此。

Max Frisch(1911-1991)，瑞士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建筑师。

主要生平及创作年表

1911年5月15日出生于苏黎世；

1924-1930就读于苏黎世文理中学；

1931开始自由记者生涯；

1934小说《Jürg Reinhart》；

1936-1941于苏黎世理工大学学习建筑学；

1938荣获Conrad Ferdinand Meyer文学奖；

1942成立建筑师事务所；

1945小说《宾与北京之旅》(Bin oder Die Reise nach Pe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