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在瑞士电影工业中独树一帜

Keystone

几年来，洛迦诺电影节(Locarno Film Festival)为瑞士纪录片提供了广泛空间。在瑞士，纪录片具有悠久传统，在国门之外也享有盛誉。专家们对此各抒己见。

“事实上，在像瑞士这样的国家，电影工业并不存在，追溯瑞士电影发展的历史，纪录片一直都数不胜数。”洛桑大学(University of Lausanne)电影史和电影美学系教授阿兰·博伊利亚特(Alain Boillat)解释说。

据瑞士电影中心(Swiss Films)统计，近5年里，制作的纪录片数目达到了故事片的两倍：162部对87部，这还没有把外资占大部分投资总额的影片计算在内，数目繁多的纪录片其中也不乏少量精品，这些精品常常是柏林国际电影节(Berlin Film Festival)或戛纳国际电影节(Cannes Film Festival)上的“常客”。

终于，经过漫长的发行商们的怠慢之后，如今的瑞士纪录片可以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各大影院的电影海报上，尤其在瑞士德语区。有几部影片还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功。瑞士国家电影发行协会Pro Cinema对1995-2012年间电影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弗里德里西·卡普勒(Friederich Kappeler)执导的《马尼·马特，你为什么这么伤心？》(Matter – Warum syt dir so truurig) (2002年)，至今还位于瑞士最成功的10部纪录片之列，入场观众人数超过14.6万，该纪录片解读了一位著名伯尔尼歌唱家的复杂个性，该片最终赢得了如重磅影片-《社交网络 》(The Social Network) (2010年)一样的好评。

政治愿望

纪录片制作和发行的费用都比故事片要少；必要设施也没有故事片那么繁琐，这是客观事实。然而，仅此还不足以解释纪录片的出现及其繁盛，瑞士的纪录片在欧洲也是处于高产之列。如果说瑞士在纪录片方面可以脱颖而出，也要归功于明确的政治愿望。

瑞士于1962年推出了关于电影业的首部联邦法律-在资金方面为导演们提供基本支持，即使数额有限，这笔拨款过去都供纪录片“独家使用”。“10多年来，故事片一直都没有被当作文化制品，而是仅供娱乐消遣而已”。卢塞恩大学(University of Lucern)电影史及电影理论系教师马西·戈德堡(Marcy Goldberg)解释说。

直到现在，联邦政府层面还在极力扩大纪录片的知名度：根据票房的成功与否，对导演、制片人、发行人和影院都提供补助。除此之外，还通过电视来推介纪录片的主要制片人及推广人。公众从电视上还可以了解到许多导演的成长过程，从元老级导演阿兰·塔耐尔(Alain Tanner)和克劳德·果赫塔(Claude Goretta)，到较年青导演利昂涅尔·白耶(Lionel Baier)和费尔南·梅尔高(Fernand Melgard)。

“这种政治选择很可能在艺术家之间、同时也在公众之间，发展一种纪录片文化。”电影史学家伊冯·齐默尔曼(Yvonne Zimmermann) 评论说，她也是瑞士为数不多讲述纪录片著作之一的合作作者。“在像苏黎世这样一些城市，和其他国家相比，影院放映的影片数目尤其众多，每周日都会有新的纪录片上映，公众对此也乐此不疲。”为数众多的电影论坛、各种各样的电影节-诸如主要为纪录片提供舞台的尼翁国际纪录片电影节(Nyon Film Festival)，或是关于瑞士电影的索洛图恩电影节(Solothurn Film Festival)，都起到了使纪录片走近观众的作用。

新“主角”

“常常，在面对一些仍是禁忌的题材，如移民、瑞士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或者简单的说，山区村民们生活的艰辛，电影可以唤醒公众的集体意识。”马西·戈德堡继续介绍说。亚历山大·赛勒执导的《我们是意大利人》可以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该纪录片是首部以批评手法来讲述外国移民劳动力问题的影片。这部影片摄制于1964年，那时，意大利移民被瑞士社会看成是个“问题”。

因此，瑞士电影新流派赋予了新的人物形象以生命力：外国人、残疾人士、囚犯、村民、弃婴、背叛党派的政治家以及艺术家。关于身份的题材和社会批评标志了瑞士电影最初10年的写照，直到今天，这些题材还是主流之一，同时占主导地位的纪录片还有对种族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报导。

但是，如果说，70年代批判社会的纪录片的导演多半是瑞士德语区导演，那么现在，法语区的导演们发展了一种新的流派-“有倾向性”流派，他们和过去比较富于斗争性的态度保持距离，“像费尔南·梅尔高或者让-斯特法尼·布宏(Jean-Stéphane Bron)这样的导演对政治不感兴趣，”阿兰·博伊利亚特解释说，“他们的电影都跨越了社会问题，以比较轻松的态度来看待问题，而不是在创作一部政治演说”。

国际声誉

破例出过零星几个明星后，瑞士故事片的殿堂就已不再辉煌。这可以归于以下几个原因-制片费用太高、缺少演员和制片人、甚至影片情节描述能力欠缺-这个客观情况使得瑞士故事片很少能吸引国际观众。

然而，无论是在电影节上还是在影院里，瑞士出品的纪录片却受到了公众认可。曾获得奥斯卡提名的《战地摄影师》(War Photographer) (导演克里斯蒂安·弗雷，Christian Frei，2001年)在多个国家发行，拥有国际知名度的纪录片还包括《伊莉莎白‧库伯勒-罗斯 》(Elisabeth Kübler-Ross) (导演斯蒂凡·哈珀，Stefan Haupt，2003年)、《一个女人和五头大象》(Die Frau mit den 5 Elefanten) (导演瓦德姆·杰德内科，Vadim Jendreyko，2009年)、《昆虫的声音》(Sounds of Insects) (导演彼得·里克提，Peter Liecht，2009年)和《克里夫兰对抗华尔街》(Cleveland vs. Wall Street) (导演让-斯特法尼·布宏，2010年)。

在阿兰·博伊利亚特看来，与电影表现形式相比，这种成功可能与选择题材关系更大。“很少情况下，新出品的瑞士纪录片在风格上让人耳目一新，这如同面前有一种艺术作品的标准模式一样，很可能和电视形式的影响有关系。”在这位洛桑大学的教授看来，瑞士应该主要注重于培养新导演和电影工作者，不仅仅要传授拍摄技巧，也要教授电影史。

一些瑞士导演可能也缺乏“大刀阔斧”的创作风格，马西·戈德堡指出，然而，她强调“也正是他们拍出的电影，从题材和风格上，可能很难被国际观众所接受”，再者，这些影片应该起到文化间对话的作用。

票房成功

在瑞士，从1995-2012年间，最成功的纪录片当数法语影片《微观世界》(Microcosmos – Il popolo dell’erba，又名《小宇宙》)，该片由瑞士法语区导演克劳德·纽利迪萨尼(Claude Nuridsany)和玛丽·贝荷卢(Marie Pérrenou)执导(观众人数381’059)。

至今还排名第十的首部瑞士纪录片《马尼·马西，你为什么这么伤心？》(2002年)，由弗里德里西·卡普勒执导。观众人数达14.6万人，瑞士法语区只有940名观众，意大利语区315名。

紧随其后的是法兰兹·瑞齐勒(Franz Reichle)执导的《疗愈的知识》(Das Wissen vom Heilen，1997年，观众人数105’231)，让-斯特法尼·布宏执导的《瑞士天才》(Il genio elvetico，2003年，观众人数105’182)，最后是艾丽斯·斯密德(Alice Schmid)执导的《瑞士山区的孩子们》(Die Kinder von Napf，2011年，观众人数72’311)。所有的意大利语纪录片的观众都没超过两万人。

至于故事片，名列前茅的是贝蒂娜·欧贝莉(Bettina Oberli)执导的《大器晚成》(Die Herbstzeitlosen，2006年，观众人数596’503)。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执导的《泰坦尼克号》(Titanic，1997年)一直遥遥领先，仅在瑞士，观众人数就达到了1’940’608。

洛迦诺电影节上的纪录片

国际竞赛单元

-西蒙·鲍曼(Simon Baumann)和安德列亚斯·菲夫纳(Andreas Pfiffner)执导的《形象问题》(Image Problem)-彼得·梅特勒(Peter Mettler)执导的《时间终点》(The End Of Time)

 

大广场(Piazza Grande)

 

 马尔库斯·英霍夫(Markus Imhoof)执导的《不仅仅是金钱》(More Than Money)

(译自意大利文：薛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