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瑞士养儿”这笔账
在瑞士，保育是件费钱的事。不单是家长们得把一半的家庭收入花在照看子女上，就是托儿所经营者，要想营利也得努力奋斗。
为解决保育设施短缺问题，政府在2003年启动了一个刺激计划，投入4.4亿瑞郎(约合28亿元人民币)鼓励开办托儿所。这些资金令保育设施在原能容纳约5万名儿童的基础之上，在10年内又增加1.5万多个名额。
达丽娜·许尔利曼(Darina Hürlimann)也是从中受益的一位托儿所经营者。她于2008年创办Kita Matahari，一所位于伯尔尼富裕住宅区的小型日托中心。
据瑞士托儿所联合会(KiTaS)介绍，瑞士有2000多家托儿所。其中大约90%是私营性质。这些托儿所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家长支付的费用。政府资助形式则为发放给保育中心、家长的津贴，或政府发行的保育“代金券”。
瑞士价格监管部门2011年的现场调查显示，全国各地公立托儿所的价格也参差不齐，从南方贝林佐纳(Bellinzona)的每天40瑞郎(约合257元人民币)，到中部施维茨(Schwyz)的每天130瑞郎(约合836元人民币)不等。
伯尔尼与苏黎世两市私营托儿所每天的入托费在60瑞郎(约合386元人民币)到150瑞郎(约合964元人民币)之间。托儿所联合会估计，有政府补助的名额价格则在10瑞郎(约合64元人民币)左右。
瑞士价格监管部门的调查发现，托儿所运营者照看一个孩子每天的成本可达到170瑞郎。要维持经营，托儿所必须至少有80%的入托率，场地费用要支付得起，地段也要位于中心。
联合会估计，要开办托儿所，所长们要给每个入托名额投资4000瑞郎。这些成本中工资占到80%，运营与房租占去其余部分。月租金从1000瑞郎到7000瑞郎不等。
在12个孩子的簇拥下-其中也有她自己的孩子，她向记者展示了改建成两层、厨房餐厅共用一大间的宽敞公寓。政府津贴帮助支付了头两年的投资负债，但她仍然承认：“经营这家托儿所是个不营利的工作。”
这项工作需要多面手的能力。她大约70%的时间花在处理行政杂务上，包括工资声明、给家长的信件和伙食安排。
“无时无刻我都不能掉以轻心，绝不可以闲呆着。我还得一直兼顾着自己的价值观、计划与财务。”就在许尔利曼说话的时候，孩子们有的抱着她的腿，有的在摆设着现代家具的明亮房间里跑来跑去。
“要保证最佳利用率，名额空缺就必须在3个月内填补，到目前为止我总能做到。不赔钱就算是成功了。”
价格不菲
据瑞士托儿所联合会(KiTaS)会长塔琳·施多菲尔(Talin Stoffel)透露，多亏了这些新托儿中心，在较大型的城市，即使是仓促需要，一般要找到名额也还容易。但问题是家长的负担。
瑞士托儿所联合会会长、历史学家塔琳·施多菲尔介绍说，保育向来不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但是给4岁左右孩子提供的课后保育中心则属于教育系统。
2003年，政府承诺4.4亿瑞郎来支持增开托儿所，以帮助家长们调和家庭与事业之间的矛盾。
托儿所联合会发行了一本300页的手册，给地区城镇之间各不相同的指南、规则与规定提供一套总纲。
有关机构规定了看管人的比例、员工培训的要求，以及保育设施的技术要求，包括对区域划分、卫生与消防等方面的市政建筑审查规则。
保育账单的80%是由家长自己掏，而城市里一个全日制名额的月费高达2500瑞郎(约合16036元人民币)，或是年费接近4万瑞郎(约合25.7万元人民币)。
“开托儿所的运营成本跟其它国家不相上下，但家长分摊的部分却高出许多，” 施多菲尔解释：“一个孩子还勉强供得起，第二个就会让开销翻上一番，把许多家庭推向极限。这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只付得起半托。”
虽然在农村地区或是给婴儿找个托儿所的名额可能仍然不易，但近年来名额状况已大有改善，尤其是在城镇地区。每年8月大孩子进幼儿园时，托儿所的名额就更多。不过补助名额一般都有长长的等候名单。
沃州(Vaud)和弗里堡州(Fribourg)采用一套雇主向某基金缴款的做法，基金中有部分被用来资助托儿所。
瑞士其它地区则依赖于家长、机构或企业的私人行动。如果托儿所得到市政支持，瑞士体系才能运转。
保育网把保育机构、企业、科研人员和政府部门拉到一起，共同改善所提供服务的质量。
某些市镇支持保育设施，是因为它们想吸引外国劳动力来就业。各大学与大型企业，例如瑞士邮政(Swiss Post)、ABB、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或罗氏(Roche)，以及大学、医院或各地政府等机构，一般向员工提供个别解决方案。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Z)就是因为无法保证托儿所名额，以致从海外聘请人员都连连失利。
托儿所的替代方式是保姆和互惠生，它的灵活性更大，如遇孩子生病也可一直陪伴左右。如果只是照看几个小时，家长们还可以把孩子交给学前游戏班或临时保姆，但这些人都没有资格照看大量儿童及长时间照料儿童。
“瑞士根深蒂固的普遍看法仍然是，孩子在上幼儿园前应该由家庭照顾，国家不应该介入私事，只有依靠第二份工资的穷人才应得到支援，把孩子送进托儿所，”施多菲尔补充说。
3月份瑞士选民否决增开托儿设施的提案，也反映了这个现状。该提案既未能得到仍以农业为主的26个州的多数支持，又受到来自右翼的反对，声称提案除了增加纳税人的经济负担，也是国家介入家庭事务。
她指到圣加仑大学经济学家莫妮卡·布特勒(Monika Bütler)所作的研究：该研究显示，对许多家庭而言，第二份收入并非资产，而是负债。她计算过，一位母亲若一周工作3天，那么她的工资会被托儿费用与附加税吞掉，在某些情况下，额外收入甚至会造成家庭收入的负增长。
根据2011年经合组织报告《家庭政策的改善》(Doing Better for Families)，瑞士家庭的一半收入被用在儿童保育上，超出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他们分摊的部分几乎是第二名英国的两倍，是经合组织平均值12%的4倍多。
“这实在太贵了，”瑞士保育网(Swiss Childcare Network)主管米丽亚姆·韦特(Miriam Wetter)表示：“成本之昂贵直接影响到女性是否能支付得了家庭以外的保育费用，以及她们是否会要孩子的决定。”
缺乏足够津贴
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双职工家庭无权享受保育津贴。较低收入家庭可能有享受资格，但也并无保证。据伯尔尼市青少年福利办公室介绍，仅以该市为例，就有1000多个孩子在补助托儿所的等候名单上。专家称还需要更多津贴。
身为政治学家的韦特指出，诸位家长已经在掏着高价，而托儿所又不能降低成本。“我们只能通过增加津贴，来在保证质量的同时降低价格。”
当政府推出2003年资助计划，承诺对这项工作的支持时，许多精通保育工作的人抓住机会开办了托儿所，施多菲尔一边说，一边回忆那时的“淘金”热潮。
“他们确实擅长自己的工作，但一朝开张，他们很快意识到，由于诸多行政杂务，令他们无法专心照看孩子，”施多菲尔解释说。
她提到，托儿所所长们的主要挑战仍旧是高素质员工的缺乏，和劳神费力的财务。
韦特坦言，许多遇到财政困难的托儿所得以继续存在，只是因为对名额的需求量很大。针对托儿所的短缺，还有很多小规模、本地化的解决办法。
托儿所属于中小企业。依据托儿所联合会发行的300页手册，妥善经营不仅需要显而易见的教育技能与保育观念，还需要对运营、卫生与安全的认识。韦特指出，所长们必需编写一套经营计划与预算，还要考虑质量管理、定价与营销。
将来的发展可能会转向更大型机构，以一个集中化的后勤部来支持多家托儿所，就像leolea日托组织从2003年起逐渐演变成的这种结构。该组织为伯尔尼和卢塞恩的多家托儿所提供单独管理的保育设施。
集中化的行政部门可以让托儿所所长们得以全身心投入保育工作。然而即使leolea也是非营利协会，该会执行秘书娜塔莉·克莱姆(Nathalie Klemm)表示：“即便有集中化成本结构，育儿设施也无法以营利方式经营。”
(译自英文：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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