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藝術、廁所：蔡明亮的電影藝術
台灣電影導演蔡明亮剛在今年的洛迦諾電影節上獲頒特別貢獻獎。他向瑞士資訊swissinfo.ch記者談起了自己在馬來西亞度過的童年，以及他為模糊博物館與電影院之間的界限而做的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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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登上洛迦諾觀景酒店(Hotel Belvedere Locarno)去赴與蔡明亮的短暫約會。酒店位於一座草坪整齊、棕櫚成蔭的小山上，酒店內，這位馬來西亞裔台灣導演捧著一壺茶，自在地倚在靠椅上。
65歲的蔡明亮有著泰然自若而冷靜的舉止和刺透靈魂的目光，他的風度讓人感到超然不凡而又平易近人。他也許算是“緩慢電影”(slow cinema)最知名也最受人喜愛的導演之一，他的作品則通過對忍耐和停止的奇特運用，表達出情慾、孤獨、受挫的慾望、古怪、勞動的朝不保夕，以及衰老等。
蔡明亮往來於劇院、電影院與畫廊之間，流暢且深刻地詮釋著這些表達。在今年洛迦諾電影節期間舉辦了由凱文·B·李(Kevin B. Lee)策展的蔡明亮展覽《移動的肖像》(Moving Portraits)，他的動態影像作品在一處地穴放映-要帶給觀眾感官上的反轉。
蔡導演向瑞士資訊講述了他作品中反覆出現的廁所與桑拿浴室、他自己的電影教育和他作品的一些鏡頭，就像地穴中閃爍搖曳的影像，不斷在人們的腦海中閃光。
瑞士資訊swissinfo.ch：您年輕時就離開馬來西亞遠赴台灣，這是為什麼？就電影而言，您有怎樣的成長經歷？
蔡明亮：我在馬來西亞的古晉度過童年，那是座非常小的城市。當時我跟外公外婆一起住，他們都喜歡看電影。那是上世紀60年代，因為還沒有電視，所以是電影的黃金時代。
人們能有的唯一娛樂也就是電影。我覺得也可以說這是全球化的首個跡象，因為60年代裡世界各地都有大電影院，即使是馬來西亞古晉這樣的小地方也不例外。我對電影的愛就是這麼開始的。
高中畢業後，我不想繼續唸書再上大學。我想過留在古晉工作，但我的大多數朋友都去了台灣。那是我也決定去台灣的原因。到台灣後我念了大學，學了戲劇。是的，我不是在電影系讀的書，而是在戲劇系讀的。
上世紀80年代末台灣發生了民主化：軍事管制不復存在。於是有了真正的言論自由。與此同時，錄像帶這類新事物也進入台灣。我可以看到那麼多電影，特別是歐洲電影，包括來自意大利的新現實主義電影、(來自法國的)新浪潮電影、德國電影，以及其他藝術片，等等。
您對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文化與藝術分歧有什麼看法？兩者間可有任何橋樑，還是兩邊朝著非常不同的方向各行其道？
坦白地說，我沒有看法(笑)。我經常在想，為什麼都已經是21世紀，有瞭如此發達的科技，還有人那麼關心國家和國家主義。我還不明白，為什麼人們的受教育水平都非常高了，卻變得那麼狹隘。因為他們想成為世界第一，要主宰一切。我真不明白他們，我也不是那樣的人。我小時候走在馬來西亞的街上，能聽到伊斯蘭教誦經，而我們自己是佛教徒。有次我和外婆經過一座印度教寺廟，外婆要我對著印度寺廟鞠躬。所以我真的很喜歡台灣，因為我喜歡他們的價值觀。
您能否談談您的作品從電影到畫廊到博物館空間的過渡？
2003年拍完《不散》後，一些畫廊開始找我為他們拍作品。後來到2007年，我以一件裝置作品代表台灣參展威尼斯雙年展，此後我就有了很多博物館的項目，我的影片也變得更帶著博物館的感覺。
但我依然喜歡在電影院裡發行這些作品，好讓台灣觀眾知道和了解，電影藝術有更多的可能性。我希望模糊博物館與電影院之間的界限。我們所熟知的電影院包容性不是非常強，所以我們應當拓寬電影藝術的可能性。我很願意繼續在電影院展示我的作品，因為那是個更有益的空間。
這些年來，觀眾對你電影作品的反應是否有些讓你感到驚訝？
拍過《洞》(1998年)之後，我開始揉合我小時候喜歡的電影類型，比如音樂劇。像《天邊一朵雲》(2005年)吧，它可以說是一種音樂劇，但是種非常奇怪的音樂劇。此外，它還是一部默片和色情片。所以觀眾常常有這種反應：為什麼我開始拍音樂劇了？因為我的電影按說該是非常清冷和安靜的，但音樂劇卻顯喧鬧。而這其實來自我的日常生活，因為我喜歡那些出自音樂劇的老歌。
我們來談談廁所吧。您的電影描繪的常是些無法與他人溝通的孤獨之人。而電影院成了給他們提供溝通可能性的場所。可電影院是種奇怪的公共空間：人們相聚影院並非為了彼此溝通，而是為了一起與屏幕上的形象溝通。在您的幾部電影(《不散》、《你那邊幾點》)裡，電影院廁所成了這些孤單之人彼此連接的空間。
我的電影裡有許多元素，其中一些就是空間。所有這些元素都來自日常生活，但卻不都會經常被電影製作者使用。而我喜歡這些空間，是因為人們在裡面生活：臥室、廁所、起居室，或者桑拿浴室這種更為私密的空間。如今桑拿浴室或同性戀桑拿浴室越來越少了。現在有了網路，同志通過網絡結識，不必再去桑拿浴室了。在我看來，每個人去這些空間是要試著找到一種歸屬感。
拍了30多年電影，接受採訪是不是變成了不斷重複？您被問到的大多數問題您是不是都已經有了答案，還是依然會有讓您驚訝、讓您思考的問題？
我1992年拍了自己的第一個長片。拍完第五部以後，我已經(對採訪)感到厭煩了(笑)。不過真正讓我感到震撼的是在2003年，當《不散》在威尼斯參賽時，幾乎每一位歐洲和西方導演都會問我同一個問題：“電影藝術是什麼？”那個問題確實使我覺醒。
那麼電影藝術是什麼？
我當時沒有立刻給出答案，而是反問他們：電影藝術是什麼？一位法國女記者就說：“過去十年我看過很多電影。我隨著這些電影哭過笑過，然而不知為什麼我會覺得不舒服，因為我以為看電影就像讀一本書，但卻有個人總在替我翻頁。可是看您的電影，沒人會替我翻頁。”於是我說，謝謝您。
Arta Barzanji是位現居倫敦的伊朗導演、影評人與講演人。他目前的項目是名為《未完待續：卡姆蘭·希德爾》(Unfinished: Kamran Shirdel)的紀錄長片。 Arta用英語和波斯文為Photogėnie、Film Matters、FilmKhaneh等出版物撰寫影評文章與翻譯作品。
Minh Nguyen是位現居紐約市的作家、編輯和展覽與策展人。
(編輯：Eduardo Simantob/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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