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只是男人的事嗎？

目前世界上共發生著27場武裝衝突，與以往人類歷史上的情況相似，戰爭的發起者都是男人。戰爭是這個較“強勢”性別的產物嗎？女性能對安全政策產生影響嗎？政治學家Leandra Bias主要研究的課題是專制主義和反女性主義，她在此對這些問題做出了明確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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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ssinfo.ch：Bias女士，戰爭總是男人的發起的，這是一種老生常談的說法嗎？

Leandra Bias：戰爭中男性總是掌握主導權，這是因為男性在政治結構中所佔的比例過高，因此他們更有可能做出開戰的決定；世界各地的軍隊中也主要以男性為主。但儘管如此，從生物學的角度，也不能說，戰爭就是男人的事。我們在教育中，把男孩子培養得更具攻擊性，而女孩子則被告知要遠離攻擊性，在瑞士也是這種情況。

一旦女性大權在握，她們同樣會發動戰爭-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福克蘭群島；美國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在伊拉克；希拉里·克林頓在利比亞；德國總理安格拉·梅克爾在阿富汗問題上，都動用了武力，這些例子不都是對這種性別論的反駁嗎？

不是，因為上面所提到的這些女性中沒有一人奉行的是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這裡的關鍵不是男女在數量上的平等，而是要克服固有權力結構的禁錮，女性主義的外交政策會顧及到這一點，並會廢除由男性、尤其是那些比較特殊的男性組成的委員會；還會設法鋪設渠道和創造途徑將幾個世紀以來被忽略的問題納入進來，也會在安全政策中增添其他的內容，比如殺害女性。

而現實情況是，我們現在的所有機制都是以父權的形式存在，這也是我們這個遵循父權的社會系統所帶來的結果。如果在全球外交政策中-從各國外交官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能實現至少30%的女性比例，那麼這一切就有可能改變，包括安全政策。

那麼奉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女性會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

目前我們的安全政策是由男性主導的，這不僅是因為權力掌握在大部分男性手中，還因為男性思考模式佔了上風，也就是說，我們普遍認為當一個人對他人擁有權力時，會有十足的安全感。這種男性化的思考模式也導致了社會對女性的壓抑。

因此我們需要從總體上重新定義安全政策，用所謂的女性思考模式的方式來思考。這是一種調和也是共情，比如當我們說到武器時，不是用抽象的數字來佐證，而是要想到數百萬人的死亡。

在過去的20年裡，女性平均在13%的重要和平進程中擔任了談判者；在6%的和平進程中擔當了調解人和協議簽字者的角色；在10個和平進程中，有7個沒有女性的身影。歷史上是否有這樣的經驗，表明女性參與的和平進程對解決衝突有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有一項研究證明，當女性作為調解人或簽字人參與和平談判時，再次陷入僵局的情況會大大降低，和平局勢持續的時間也會平均延長15年，對於我來說，這似乎是最具說服力的證明。另一項研究能證明，同樣，當許多女性參與和平談判時，會將其他被邊緣化的群體也納入其中，哥倫比亞的和平進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女性的堅持下，她們被允許參與和平談判，甚至也能代表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一方。在她們的努力下，談判達成的和平協議被公認為是有史以來最具包容性的協議。這份協議還讓政府認識到解決性別不平等問題對確保長期和平的重要性、農村女性的權利必須得到保障、女性的普遍參政權必須得到改善以及性暴力受害者的權利必須受到保護。

你提出了這樣的論點：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也與民主和性別平等有關。你能詳細說明一下嗎？

普丁從2009年開始，就經常在演講中提及俄羅斯的傳統價值觀，這些由俄羅斯東正教會提倡的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完全背道而馳，必須加以防範。同時，俄羅斯還出現了一種新的國家學說，女性主義被視為一種危險，到了2013年，俄羅斯的安全政策最高機關-安全委員會宣布，俄羅斯必須針對女性主義和西方道德觀念的宣傳，設立一個道德防禦戰略。

後果就是，女性主義和性別平等被定位為異類和危險思想。

本著這種國家學說，普丁將矛頭指向烏克蘭，並將烏克蘭戰場說成是與西方文化作戰的舞台，因為在他眼裡，烏克蘭已經被變態的西方思想所污染。如果繼續發展下去，不出幾年，性別平等的狂熱思潮就會出現在俄羅斯。因此，一場侵略戰爭被演繹成一場防護戰，軍事攻擊也被說得輕描淡寫，這簡直太荒謬了。

在這場所謂的“價值觀之戰” 中，普丁還得到了全世界眾多國家以及歐洲一些保守黨派的支持。你認為歐洲能贏得這場意識形態上的競賽嗎？

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對我來說也是關鍵所在。的確，歐洲某些右翼政黨和一些相關運動正追隨這股潮流，還有一些國家主義的保守黨派，將這種被普丁妖魔化的性別平等意識形態當作巨大的威脅來抵制。然而現在最重要的是，那些作為我們民主制度中流砥柱的國家主義政客們要意識到，他們跟風這種思潮，實際上威脅到的不是那些性別平等和反種族主義運動，而是削弱了我們的民主體制。而為了民主的安危，我們應該做的是加強人權。

民主、平等與和平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什麼是因，什麼是果？

過去，我們總認為首先要實現民主化才能實現性別平等，所以在許多場革命中，女性都被排除在外。而今天我們認識到，推翻專制的革命，要是有女性的參與會更見成效。一項即將出版的研究結果表明，一項改革運動的包容性越強，民主發展的可能性就越大。這也是普丁為什麼明確反對女性主義的原因。

能否在不干涉內政、不行使文化帝國主義特權的情況下，在其他國家支持民主和性別平等？

首先，我們要擺脫這樣的想法-女性主義和人權是西方的概念。公正和女性主義有著普世價值。如果我們陷入了文化相對主義，就是件極其危險的事了。而對帝國主義思想提高警惕也非常重要。畢竟，對我們的指責正是來自那些我們所壓抑的文化社會。但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應該向專制讓步。所以，我們必須支持那些為平等而抗爭的當地維權人士，因為他們最知道如何在他們所在的社會中實現平等。他們應該在運動中起主導作用-我們只需支持他們。國際合作夥伴還要反復強調女性參與其中的重要性；支持民間社會中的女性主義運動；並將民眾的要求轉達給政治精英階層。

加強性別平等是瑞士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之一。瑞士從2023年起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佔有一席之地，在這方面瑞士能並應該做些什麼？

瑞士應該允許來自烏克蘭的女性活動家在安全理事會擁有發言權，並且將性別平等事宜列入安全理事會的議程。外交部還應該招募更多女性外交官。但這並不全是表面功夫，德國女性主義者Kristina Lunz曾經說得很好：這並不是把女性問題放在檯面上來這麼簡單的事，而是要重做一個平台。當然這是一項重大挑戰。

另一個需要採取行動的領域涉及到國際法：在國際刑事法院或檢察院推行女性主義行事方法：例如，對暴力的定義或性侵案中如何舉證或衝突後的賠償等方面需要改進，這裡的一個關鍵詞是婦女法庭-性暴力的受害者可以在此講述她們的經歷，讓她們被傾聽，從而喚起正義感。在這裡，遭遇得到相信，犯罪事實也會被認定。雖然沒有懲罰，但這種所謂的治愈性司法措施能有效地促成賠償。這將是安全政策中的一個徹底轉變-至少在戰後的恢復階段是這樣。

(編輯Marc Leutenegger，譯自德文：楊煦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