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衛組織如何努力從疫情中汲取教訓

歷經三載有餘，世衛組織最終於近日宣布疫情不再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將其由全球衛生緊急狀態降級。然而時至今日，我們依然無法確定新冠病毒的起源。 Copyright 2023 The Associated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5月21日至30日在日內瓦舉行年度會議期間，表示該組織目前仍在持續開展新冠病毒溯源工作。與此同時，世衛組織還安排了政府間談判，以期藉此契機締結新的協定，以共同防範和應對未來的疫情和大流行病。然而，此舉成功的機率有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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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現代史上最嚴重、最致命且波及範圍最廣的新冠疫情繼爆發已逾三年以來，其起源問題還依然懸而未解，遲遲無法確定。最初發現新冠病毒的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被認為是疫情爆發的原點，而中國的相關做法則被質疑缺乏透明度。由世衛組織組建的一支溯源調查專家組直至疫情爆發一年之後，才得以獲得入境許可訪問中國。儘管絕大多數科學家均堅信新冠病毒是從蝙蝠經由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上另一種作為中間宿主的動物、進而傳染給人類的，但美國的某些消息來源一再聲稱，新冠病毒源於中國某實驗室的意外洩漏。

“我認為就中國政府為何沒能做到更迅速、更公開、更廣泛地分享有關數據這一點上，世衛組織已經對其採取了大量詳細審查，”總部位於日內瓦的全球健康中心(Global Health Centre，英)外部链接聯合主任與調研合作協調人蘇麗·穆恩(Suerie Moon)坦言：“在我看來，這並沒有給世衛組織帶來什麼負面影響，問題的關鍵在於，這個特定的政府為什麼沒有更早、或者以更公開的姿態提供相關資訊？”

她在採訪中特意提及了這一連串曠日持久的調查事件裡最詭異的反轉。就在今年3月份，多位來自不同國家的研究人員聲稱，他們此前從一個名為“全球共享流感數據庫”(GISAID，英)外部链接的基因數據庫裡偶然發現並且下載了(英)外部链接最新發布的中方數據，據悉這些數據由隸屬於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員私自上傳至該數據庫，並在數據庫中短暫保存。披露此事的研究人員表示，這些基因數據表明，在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上非法出售的活的野生浣熊犬(又被稱為“貉”或“狸”)，最有可能是新冠病毒的中間宿主，將病毒傳給了人類，從而引發了疫情。不過不久之後，相關數據序列很快就從全球共享流感數據庫中被刪除、撤回，中國疾控中心進一步更新了相關數據並撰寫了“中國版”報告(英)外部链接，最終將結果發表於全球最權威且最具聲望的學術期刊《自然》(Nature)上。

澳洲雪梨大學的教授埃迪·霍姆斯(Edward Holmes)作為居世界領軍地位的傳染病和病毒進化研究領域權威人物，與同事合作撰寫了一份針對中國新公佈數據的報告。他表示，自己對中方相關數據公佈之遲緩感到“既憤慨、又懊惱沮喪”。 “這些數據早在2020年初就已經生成、存在了，卻整整花了三年時間才被公佈於世，”他在接受瑞士資訊SWI採訪時強調稱：“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是否為時已晚？

在霍姆斯看來，所謂的“浣熊犬數據”，“很可能是我們由始至終能夠獲取的關於人畜共患疾病(即從非人類動物源跨越到人源的傳染病)起源的最有力證據”。 “關鍵的觀察結果是，‘浣熊犬數據’顯示2019年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上同時存在著多種野生動物物種-這與我們最初被告知的資訊完全背道而馳，”他表示。 “此外，我們還從數據中獲悉，那個市場裡存在對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冠狀病毒2(SARS-CoV-2)易感的多種野生動物物種。雖然這些數據並不能證明該市場中的任何動物曾經感染了新冠病毒，但如果該場所存在人畜共患疾病的病原體，那麼這種推測就完全合理，屬於我們的意料之中。”

然而，我們真的能夠確切掌握新冠疫情的起源嗎？或者已為時已晚？ “我認為，現在再想去追溯確切的人畜共患疾病病原體很可能已為時晚，”霍姆斯向瑞士資訊SWI記者坦言道：“這種病毒極有可能已經通過中間宿主動物種群實現了迅速傳播擴散，目前早已不再寄生存在於該種群中。簡單來說，已經離開了。追踪這種病毒的唯一途徑，就是嘗試在這些中間宿主動物身上尋找該病毒的抗體-而不是尋找病毒本身，從而證明該動物曾經感染過這種病毒。但我們無從知曉到底哪些物種是新冠病毒的中間宿主動物，它們又是來自何處，或者它們中有任何動物在2019年底的第一波疫情中存活下來直至今日。”

穆恩指出，其實有很多其他疾病-譬如艾滋病毒(或稱“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我們至今還仍然無法確切地知曉其源自何處。就新冠病毒而言，她相信的確真實存在著諸多科學挑戰，但是否所有現存數據都被公佈、共享，目前尚屬未知。 “即便是每一份用拭子採集的化驗樣本、每一個數據片段都做到了被成功分享，我們又能否探究到、並且找到強有力的證據來證明這就是它的源頭嗎？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她坦言：“我認為這讓新冠病毒溯源這一議題變得具有相當大的挑戰性。當然，這一過程也被高度政治化了。”

今年3月，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嚴詞譴責了新冠病毒溯源問題的“持續政治化”，指出這一本應純屬科學範疇的問題，卻成為一場地緣政治博弈，從而加大了溯源的難度，他就此再次呼籲將新冠病毒溯源議題留給科學界人士。在日內瓦接受媒體採訪時，譚德塞表示，世衛組織無意放棄研究，其“新冠病原體起源科學諮詢小組”(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for the Origins of Novel Pathogens，簡稱SAGO)也曾於去年就一些仍需解決的問題提供了相關建議。

新冠病原體起源科學諮詢小組，是一支由來自包括瑞士(英)在內的世界各國科學家組成的專家組。該組在今年3月18日發布的一份公開聲明(英)外部链接中，針對“全球共享所有流感數據庫”中短暫存在並可獲取的浣熊犬宏基因組數據稱：“雖然最新數據並沒有提供關於新冠病毒中間宿主或病毒來源的確鑿證據，但數據進一步證明，市場上存在一些新冠病毒易感動物，這些動物可能是人類感染的一種來源。”

數據共享和公平分享疫苗是疫情協定的“核心”

為設法從疫情中汲取教訓，世衛組織付出了諸多努力，具體表現之一就是世衛組織成員國於2021年12月通過協商一致(英)外部链接同意就未來可能發生的疫情和大流行病開始進行會談，以保護全球將來能免受再度出現的公共衛生突發緊急情況的影響。為此，世衛組織組建了政府間談判機構(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Body)負責起草預防、防範和應對大流行公約、協定或其他國際文書，該機構已於今年4月舉行了第五次會議。政府間談判機構的工作議程以所謂“零草案”(zero draft，英)外部链接為起點，力求在2024年5月完成談判進程病通過新的大流行病文書。

“最具爭議、最敏感且意義最為重大的議題之一，就是各國政府能否一致達成協定，願意作出共享疫苗、藥物和診斷方法的承諾，從而以此換取他國願意主動共享數據的承諾，”穆恩向瑞士資訊SWI介紹稱：“但就目前而言，各成員國政府還沒有就此達成共識。”

談及數據共享，她則表示，各國政府還需要就數據共享平台和相關共享規則取得一致意見。作為私營數據分享平台的“全球共享流感數據庫”，目前擁有最大數量級的關於新冠病毒的科學數據。但在穆恩看來，其私營性質導致其天然存在一個“巨大的漏洞和隱憂”。因此，各國政府需要採取措施更好地保護科學家們的數據所有權，從而讓“國際核酸序列數據庫聯盟”(International Nucleotide Sequence Database Collaboration，INSDC，英)外部链接這樣的公共數據分享平台對科學家群體更具吸引力。

穆恩表示，目前還存在不少瓶頸和癥結，比如該如何界定大流行病、該如何制定知識產權規則、如何融資以及如何遵守約定。但她堅信，能否以共享數據的方式來換取疫苗和藥物的使用權，才是問題的核心。雖然圍繞這個問題的爭論折射出新冠疫情期間再次凸顯的“南北分歧”(又稱“貧富分歧”，即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社會、政治和經濟上的分歧)，但穆恩依然希望無論是對共享數據、還是對疫苗和藥物的使用權都頗有興趣的新興中等收入國家-譬如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等等，能夠貢獻一己之力，在達成共識的過程中發揮“橋樑”的角色。

民間團體缺席

與此同時，公民團體紛紛表示它們遭遇冷落，沒能充分參與到世衛組織預防、防範和應對大流行公約、協定或其他國際文書的起草和談判過程中。 “這真的是個值得關切的大問題，”考特尼·豪(Courtenay Howe)來自“終止艾滋病聯盟”(STOPAIDS，英)外部链接與“大流行病國際條約中的公民社會人權聯盟”(Civil Society Alliance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Pandemic Treaty，英)外部链接，她表示：“而且這個問題會隨著協議進入起草階段變得愈發嚴峻。”

據考特尼·豪介紹，民間團體從世衛組織提出倡議之初就開始進行遊說活動，以期有更多利益相關團體能夠參與，並且已經在多輪公開聽證會和線上會議上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只有與世衛組織有官方交往或由世衛組織成員國提名的民間團體才能獲准參與起草和會談，而建立官方交往往往需要漫長的過程。從今年2月23日至今，“我們一直非常擔心，因為目前協定已經進入了起草階段，而只有世衛組織成員國才有資格參與這項工作。”

“回顧過去三年各界對疫情和公共衛生突發緊急情況的反應，我們看到的並不都是更側重於人權作出的決策。引入我們眼簾的，更多是在給予醫療應對措施時存在機會的不均等，”豪表示。

咎責是關鍵

在考特尼·豪看來，民間團體和基層組織需要更多參與到協定起草和後續監督工作中來。她認為，即使最終各國能夠達成共識，締結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本，未來它也勢必需要依靠各成員國的政治意願提供助力來付諸實施。

穆恩對此也深表認同：“我們所說的協定的遵守和執行部分將非常重要。因為除非你制定某種行之有效的咎責機制，否則(各國政府)所作的所有承諾都有可能只是紙上談兵。”

那麼，如果個別政府針對數據共享和為公共醫療衛生服務投入資金作出了具有約束力的承諾、後續卻並未履行，那又該怎麼辦呢？ “如果英國政府說‘沒問題，我們簽署這個協定，但我們的的確確沒錢撥給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那有人能強迫英國去履行協定條款嗎？顯然不能。但有證據表明，進行監督、定期召開會議讓各國政府進行同級評估、公開譴責，都能有所幫助。你可以不斷動用很多小措施，這樣慢慢地隨著時間的推移，你就能促使各國去切實履行它們作出的承諾。”

(譯自英文：張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