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利用民主元素
在中國,公民也有政治參與的機會— 但這並非源於民主信念。蘇黎世大學政治學家胡淑雲就此開展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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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資訊swissinfo.ch:您正在研究中國地方層級的民主制度。應該如何理解威權體制下的民主?
胡淑雲(Su Yun Woo):中國雖然被稱為威權國家,但已經在地方層級進行了一系列公民參與的試驗。在研究中,我比較了兩個參與式預算的範例:一個是西南城市成都(Chengdu),另一個是位於中國東部的溫嶺市(Wenling)。
參與式預算是如何運行的?
當地政府邀請公民參與有關預算的部分決策過程。市民召開小組會議,討論社區要完成的項目,例如圖書館或社區花園。溫嶺市參與式預算廣為人知,但成都的相關資料較少。
在溫嶺,參與的市民是以抽籤方式選出的。在成都,參與的市民是出於自願,因此以時間充裕的老年人為主。在溫嶺則是隨機選擇,因為參與者可獲得報酬— 這與瑞士公民參與項目類似。參與的公民可獲得相當於7瑞郎的獎金和一頓午餐。在溫嶺,參與式預算已成為地方預算政策的重要項目。
參與者不一定是共產黨員?
不,他們都是很普通的公民。但不可否認的是,參與項目有時會被官方干涉。例如,一些黨員幹部告訴我們,他們本應挨家挨戶徵求民眾意見,但卻自己填寫了調查表。
當地參與式預算是如何開展討論的?
一些參與者非常明確地表達觀點,但也有一些人比較克制。
聽上去這與其他地方的參與式預算相似。
這一過程與其他國家的差不多。仔細想來,公民參與的最終目的— 無論在民主還是威權國家— 都是實現善治。這可能令人驚訝,但威權國家也注重良好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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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治對中國意味著什麼?
對政府而言,善治意味著滿足人民的需要。這個一黨制國家能夠堅韌長存,原因在於其具有靈活性,能與時俱進。
中國僅選擇性允許公民參與,而且主要是在地方層級。公民參與的都是不太敏感的議題。高級政治議題,例如人權,在中國是不允許參與的。
在公民參與方面,地方預算是一個有趣的領域。因為這總是關乎資源的分配。政府不必去猜測民眾的訴求,只要組織參與式預算,將預算決策權交予人民即可。這種做法可以防止不當行為。
中國僅選擇性允許公民參與,而且主要是在地方層級。公民參與的都是不太敏感的議題。敏感政治議題,例如人權,在中國是不允許參與的。這種類型的參與在中國受到管理和控制。
在民主國家,公民參與不僅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在中國有時也是如此:在成都,不同程度依附於政府的社會組織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這種公民參與同民主國家的公民參與有何主要區別?
在中國,公民參與是在一黨制政權下進行的。執政黨決定是否對參與項目予以批准。政府推行參與制度,主要是為了防止可能出現的不滿情緒,提高人民對官方決策的接受度。如果出現差池,執政黨可以說:“這是你們想要的。”為什麼一個威權體制要注重參與?因為應對潛在不穩定的政治成本是相當高的。
穩定是中國政府的首要任務。但要再次強調:公民參與制度僅限於地方層級。
您是如何開啟中國地方民主研究的?
2015年,我為我的博士論文選題時,協商民主概念頗受關注。我很好奇該制度竟然也應用於中國,所以我決定聚焦中國政治。
類似於公民小組這樣的協商民主似乎是一種炒作。
是的。人們熱議現有民主制度的民主赤字,探索縮短官民距離的路徑,這使協商民主再次流行起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概念在中國也頗受歡迎。首批試驗項目於2005年在溫嶺、2008年在成都啟動。
在“日內瓦民主週”活動上,您與一位研究委內瑞拉公民參與的專家同台。所有威權國家的參與制度都相似嗎?
威權國家引入參與制度的動機都是相似的。但在實踐環節卻各不相同。在一些民主和威權混合的國家,可以存在反對黨,例如我的家鄉新加坡。
我對專制和民眾二元論進行了深刻思考。我認為這種對立思維無助於研究中國。而應努力從一個更平衡的角度看問題,這很重要— 因為中國既複雜又龐大,有著相互矛盾的發展進程。
在威權體制中,公民參與屬於工具邏輯。在民主體制中也將公民參與視為工具,但目的是振興和加強民主。在威權體制下,公民參與則是加強統治權力合法性的工具。
中國這樣的制度應該被稱為“民主”嗎?
對於中國人民確實如此。這會惹惱不少西方人,因為他們對公民參與有特定的理解,通常理解為選舉。但如果我們將公民參與理解為爭取民眾投入、傾聽民眾心聲、向民眾匯報:那我認為,中國已經做到了一些。雖然不夠持續,也沒有覆蓋全中國,但我已經觀察到了一些苗頭。
您研究的參與項目有效果了嗎?
是的,有效果。之前親臨現場,我也能感受到相關組織非常認真地投入其中。不幸的是,過去三年我沒法訪問中國。我雖然知道溫嶺還在繼續執行參與式預算,但是很難評估當地的公民參與過程。
由於疫情的影響,目前很難入境中國,只能依靠我的同事。這無法取代與當地人的面對面接觸。我知道政界高層有很多負面消息,但是基於對地方政治做過的一些定性研究,我仍然可以保留一些樂觀。
有樂觀的理由嗎?
儘管當前形勢看起來不太樂觀,但我仍然相信中國某些群體,甚至廣大公眾的韌性和行動力。我認識的一些社會組織和社會行動者依然積極奔走,推動參與制度在中國落地。雖然我並不天真,知道他們將面臨更大的挑戰,但他們的堅定仍給了我一絲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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