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案例告诉你：为什么公民投票是言论自由的保障？
民众投票如何促进言论自由？现代直接民主制度在确保公民的意见得到听取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且看瑞士的各种经验教训。
在瑞士的现代历史中，有大约700次全国性投票。这些投票要么挑战现行法律，要么提议修改国家宪法。
官方统计记录显示，有455项公民动议和大约240项全民公决最终进入投票程序。这还不包括众多其他无疾而终的尝试，原因是动议发起人未能收集到足够多的民众签名。
这个数字可能会让你认为，瑞士是名副其实的民众参与政治的倡导者和言论自由的港湾。
也许实际情况还要超出人们的想象，因为投票议题不仅包括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有重大影响的问题，还包括那些看似不那么紧迫的问题，如夏令时、无条件基本收入和牛角等。
同样不令人惊讶的是，今年6月13日，瑞士公民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对一项法律有发言权的选民，该法律涉及向公司、机构和个人提供财政支持，以抵消政府的疫情限制措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瑞士资讯SWI #Meinungsfreiheit-Serie(#言论自由系列)
原则上，《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1966年)都在第19条中规定：“任何人无论国界，都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无论是口头的、书面的、印刷的、还是通过艺术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在欧洲，《欧洲人权公约》(1950年)确认言论自由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的权利(第10条)。瑞士在1999年的宪法第16条中提及了这一基本自由。
然而，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争议。许多国家政府非但不保护言论自由的权利，反而越来越多地压制它。有些地方的个人和团体利用 “言论自由”一词为歧视性和仇恨性的言论辩护。尽管言论自由是一项普遍的权利，但并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保障和使用言论自由是两回事。
在这个新系列中，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围绕言论自由的不同角度、挑战、观点和发展(包括世界和瑞士)进行专题报道。
我们提供一个平台，让民众参与表达对这一话题的看法，邀请著名学科专家进行分析，并报道发生在地方和全球的变化。当然，我们也邀请读者参与我们组织的春季讨论，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次投票略显不寻常，由于相关法律将于今年年底到期，许多反对者认为可以借此机会，抗议政府采取的一揽子新冠肺炎防控措施，其中包括疫苗接种和国家当局所掌握的额外权力。最终，60.2%的选民支持并通过了这项法律(英)。
或明或暗
在过去173年里，瑞士仅有两次投票明确定义了言论自由的“边界”：1994 年，当时公民通过了反种族主义立法，以及 2020 年，公民通过了禁止基于性取向的歧视(英)。
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纵观瑞士历史，言论自由受限作为投票议题出现的次数要远多于其他议题。这一系列议题包括宗教少数群体的权利(现在和 19 世纪都存在相关问题)，上世纪30年代的内容审查制度，以及对公共服务广播公司的限制，这只是其中几个例子。
伯尔尼大学的政治学家、瑞士政治平台Année Politique Suisse的负责人马克·布尔曼(Marc Bühlmann)表示，在数十次投票活动中，言论自由都是其中的一项隐含议题。
布尔曼指出：“言论自由可能不会明确成为投票的主要焦点，但可能在讨论基本权利时会牵涉到言论自由。”
他提到，人们会讨论限制议会外委员会的职权，政府对投票活动的影响，以及官方投票信息手册的内容(多语)。
在一个由右翼和保守派政治家组成的委员会成功挑战议会决定并主张进行全国投票之后，今年9 月选民将对在瑞士引入同性婚姻的法律拥有最终决定权。
平台搭建和议题设置
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动议的内容范围和发起动议的理由。难道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议题吗？任何问题都可以毫无例外地交由公众投票吗？如果说不可以，那么谁来设定限制条件？
布尔曼指出，基本上侵犯人格权和侵犯隐私是仅有的几个排除条件。
洛桑大学政治学家、瑞士社会科学专业知识中心主任乔治·卢茨(Georg Lutz)认为：“瑞士对公民动议的包容性很强。”
他说：“除了不能逾越反种族主义方面的规定，其他任何事情都可以作为议题。”他补充说，目前存在一个很大的“灰色地带”，因为很难确定相关动议要求或特定的运动口号是否符合标准。
卢茨指出，一些团体，特别是政治右派，在这种开放式框架的边缘疯狂试探。他提到了在过去十年中提交表决的两个富有争议的动议，动议发起者“公开鼓吹恐穆症”，提出所谓的“尖塔禁令”(英)和“罩袍禁令”(英、阿)。
卢茨还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民众投票已经成为政治团体制定政治议程和推动其核心议题的“发射场”。
瑞士的现实场景
但瑞士的现代直接民主制度具有很突出的特点，因为它允许政治精英以外的团体尝试登上公共舞台。
布尔曼表示：“它是一种工具，可以让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发表各种意见—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
然而现实完全是一副不同的景象。一个团体是否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政治影响力、组织能力和财力。
卢茨说，这些因素并非瑞士特有。“将公众投票美化为言论自由的政治护身符”当然也不可取。
但投票确实能提供一个平台，让人们发表各式各样的意见。然而，布尔曼表示，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说，不少论点或议题往往根本无法进入公众视野。
布尔曼说：“这些都是错失的机会，应该更多地为普通公民提供一个交流讨论的平台。”但这也有例外，就比如说三年前一位瑞士农民说服10万同胞一起增加有角奶牛的数量(英)。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动议发起者在早期阶段就失败了，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政治盟友。
横向比较
乍一看，就人们发起全国性投票的权利而言，瑞士在全球的地位似乎并不那么独特。但是，正如列支敦士登研究所主办的在线信息和研究平台“直接民主导航”(Navigator to Direct Democracy)所示，在40多个提供此类民主工具的国家中，其应用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第二张图片包含来自“直接民主导航”研究平台的数据，它概括了全球近 50 个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允许民众投票通过具有约束力的政策法规。
对政府失去信心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这个制度的缺陷：它未能让所有公民在政治决策过程中都拥有发言权。
民众政治参与和对话方面的两位专家科杜拉·赖曼(Cordula Reimann)和安德里亚·胡伯(Andrea Huber)警告说，当前的疫情及其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不仅导致了政治思想的极化，还导致了反政府情绪的高涨和新抗议运动的出现。
一个名为“宪法之友”(Friends of the Constitution)的新兴政治团体已经迅速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参与方，在关于疫情的法律投票中影响力很大。两位专家认为，这种激发人们内心恐惧的非正式团体不应被忽视，而应该在早期阶段，在他们的关注点成为投票议题之前就将其纳入考量。
胡伯指出，6月13日的投票结果令人瞩目：约40%的选民投了反对票，反对者发誓要继续与政府防疫措施和公共媒体作斗争。
胡伯说：“这一点不容小觑，这表明人们对政府缺乏信心。”
调研小组和在线对话
她希望当局采取措施，避免反民主力量进一步抬头，通过散布毫无根据的指控来削弱言论自由。
胡伯表示：“瑞士政府应该考虑新的参与形式，并与社会运动参与者建立对话，作为解决民意分化的重要手段。”许多人对这场危机感到不安，这为反民主思想提供了生长的沃壤，这些思想主要通过社交媒体传播。
她建议设立在线对话平台，与民间社会团体建立定期联系，并成立调研小组。她批评当局在去年发生第一波疫情时错过了这样做的机会。在胡伯看来，政府主要征求了传统政治团体和机构的意见，但却忽略了有特殊需要和担忧的群体，特别是残疾人、养老院的老人、儿童和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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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英文：瑞士资讯中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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