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凤-怎样让社交媒体社会化？
在世界各地，民主国家正在寻找应对互联网带来的挑战的方法。台湾是否找到了？在那里，数字工具早已成为日常民主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走访了台湾的数字部长唐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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辍学者、黑客、部长：这些都是唐凤的身份。 作为数字部长，她的职责是把台湾变成一个先进的数字民主之地。因为台湾在疫情控制上的出色表现，也令唐凤成为国际媒体上的风云人物。
瑞士资讯SWI #Meinungsfreiheit-Serie(#言论自由系列)
原则上，《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1966年)都在第19条中规定：“任何人无论国界，都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无论是口头的、书面的、印刷的、还是通过艺术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在欧洲，《欧洲人权公约》(1950年)确认言论自由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的权利(第10条)。瑞士在1999年的宪法第16条中提及了这一基本自由。
然而，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争议。许多国家政府非但不保护言论自由的权利，反而越来越多地压制它。有些地方的个人和团体利用 “言论自由”一词为歧视性和仇恨性的言论辩护。尽管言论自由是一项普遍的权利，但并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保障和使用言论自由是两回事。
在这个新系列中，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围绕言论自由的不同角度、挑战、观点和发展(包括世界和瑞士)进行专题报道。
我们提供一个平台，让民众参与表达对这一话题的看法，邀请著名学科专家进行分析，并报道发生在地方和全球的变化。当然，我们也邀请读者参与我们组织的春季讨论，发出自己的声音。
她在接受《新苏黎世报》(NZZ)采访时说，她并不是在为政府工作，而是在与政府合作。她并不是一个手里拥有预算和雇员的大部委，她自认为是政府与选民、活动家之间的直接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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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应该由谁来管控？
中国仍然认为拥有2300万人口的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只有少数国家与台湾建立了官方外交关系-瑞士不在其中。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民主典范：在《经济学人》杂志的最新民主排名中，台湾的排名略领先于瑞士，民众在线参政的创新形式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
swissinfo.ch: 如今，社交媒体已不再被视为民主的推动力。这里更多地是指仇恨言论或假新闻等问题。您从台湾的角度怎么看，是否也同样悲观？
唐凤：我一般不从乐观和悲观的角度思考问题。而是从接近社会的民众基础设施和反社会的，多指私营的基础设施角度思考。
社交媒体，不管是反社会的还是接近社会的，都可以保持社会性。就像我们与人们相会的场所，有可能是在市政厅、在公园的公开讨论现场、在学术环境的政治会场，这些都是公共基础设施。
你也可以在嘈杂的酒吧里谈论政治，在必须大喊大叫才能听到的夜总会里，有令人上瘾的饮料，有私人保镖等等，都不妨碍交流。这都是关于政治的讨论，但或许不是那么接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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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能从台湾学到点什么
与这些物理空间一样，我们在数字空间有不同的社会互动配置。在台湾，葵花运动促使我们创造了自己的交流基础设施，其方式通常被称为 “情景应用”。
因此，当交流需求出现时，我们可以自行设计一个对话数字空间，我们不去适应社交媒体中反社会的一面，我们按照参与者想要的方式设计互动。在台湾，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有25年了。
如果我们说到公园和夜总会。在公共场所，你需要一些行为准则。
市政厅不仅仅是一座房子，对吧？市政厅是一个规范体系，人们在那里交替发言和聆听。台湾的民主理念作为一种技术的形式很好地运用了这种规范。当人们发现现有的民主程序存在问题时，他们并不只是提出抗议。
他们还会提出改善建议，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在协助设计，就像我们在设计网络版面或者公园布局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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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如何成为了数字民主的实验室
我想强调的是，在上个世纪，人们经常说，“你必须受过教育才能参与民主”。如今，我们要说，“你必须有参与数字民主的本领”。
如何掌握这种本领？
我们不会对小孩子说：“你必须长大成人才能参与民主，”而是告诉他们：“去吧，发起你的公民倡议。” 超过四分之一的公民倡议是由18岁以下的青少年发起的，这些倡议非常有效，比如有关我们的“国饮”-珍珠奶茶，禁止使用塑料吸管。
这里的核心思想是活到老学到老、几代人之间的团结互助，我们希望让非常年轻的人也能够参与到政治议程中来，这样他们在成年之前就有被纳入到民主中来的感觉。
商业社交媒体怎样做才能不“反社会”？
如果他们愿意以接近社会的方式行事，他们现有的许多基础设施是可以起到积极作用的。而如果反其道而行，他们也知道会面临台湾的社会制裁。
如果人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规范标准，那么违反规范的跨国媒体公司将很难获得社会的接受。
当然，如果缺乏固有的社会规范，例如在竞选资金透明度方面，那么社交媒体就完全可以无视政治威力。
在台湾，可以说是民间社会战胜了议会并提出透明度要求。公民进入审计署，取走选举支出报告，并将其扫描成机器可读的数据。
经过艰苦的拼搏，政治宣传资金的透明已经成为常态。因此，Facebook无法拒绝来自社会的呼吁，实时公开政治广告。国外的干涉或资金全部被拒之门外，竞选资金的运作方式也是类似的经历。
我们还没有出台相关法律，这种成效完全来自社会压力。
为了打击假新闻，你们按照“幽默战胜谣言”的口号：用一个软件帮助识别社交网络中的虚假信息。在这些不实新闻传播出去之前，你们先自己对假新闻进行分析，然后把这些不实信息当成幽默的笑话发出去。达到让笑话比虚假信息传播得更快的效果。为此，你们还专门雇用了信息核查员。我们的理解对吗？
是的，信息核查员中有许多学生。这也是培养能力的一部分。
是否有类似的措施来打击互联网上的仇恨言论？
人们可以在诸如Line这样的社交网页上标记 “反煽动工具”。
如果被做了标记，Line平台上的仪表盘会显示正在流行的内容，而并不指明是虚假信息、欺诈还是仇恨言论，非常中立，只是让人感觉这些信息有可能带病毒。
带病毒的东西不一定是有毒的，但如果真有毒，早期发现可以帮助我们做好准备：幽默比谣言效果更佳-幽默胜过谣言。只要等上一晚上，人们就已经把这些病毒性的备忘录与长期记忆联系在一起。
如果我们能在几小时内针对有毒内容做出幽默的包装，会激发人们分享快乐的愿望，而不是本着报复、歧视或复仇的心理反击。这让人感觉更好。不过，关键是要及时。在网上，再好的计划，如果你等上几天，也不会成功。
(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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