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鳳-怎樣讓社交媒體社會化？
在世界各地，民主國家正在尋找應對互聯網帶來的挑戰的方法。台灣是否找到了？在那裡，數字工具早已成為日常民主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們走訪了台灣的數字部長唐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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輟學者、黑客、部長：這些都是唐鳳的身份。作為數字部長，她的職責是把台灣變成一個先進的數字民主之地。因為台灣在疫情控制上的出色表現，也令唐鳳成為國際媒體上的風雲人物。
瑞士資訊SWI #Meinungsfreiheit-Serie(#言論自由系列)
原則上，《世界人權宣言》(1948年)和《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1966年)都在第19條中規定：“任何人無論國界，都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無論是口頭的、書面的、印刷的、還是通過藝術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
在歐洲，《歐洲人權公約》(1950年)確認言論自由是一項具有法律約束的權利(第10條)。瑞士在1999年的憲法第16條中提及了這一基本自由。
然而，在實踐中，還存在許多爭議。許多國家政府非但不保護言論自由的權利，反而越來越多地壓制它。有些地方的個人和團體利用 “言論自由”一詞為歧視性和仇恨性的言論辯護。儘管言論自由是一項普遍的權利，但並不是一項絕對的權利。保障和使用言論自由是兩回事。
在這個新系列中，瑞士資訊SWI swissinfo.ch圍繞言論自由的不同角度、挑戰、觀點和發展(包括世界和瑞士)進行專題報導。
我們提供一個平台，讓民眾參與表達對這一話題的看法，邀請著名學科專家進行分析，並報導發生在地方和全球的變化。當然，我們也邀請讀者參與我們組織的春季討論，發出自己的聲音。
她在接受《新蘇黎世報》(NZZ)採訪時說，她並不是在為政府工作，而是在與政府合作。她並不是一個手裡擁有預算和僱員的大部委，她自認為是政府與選民、活動家之間的直接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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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应该由谁来管控？
中國仍然認為擁有2300萬人口的台灣是其領土的一部分。只有少數國家與台灣建立了官方外交關係-瑞士不在其中。在這種情況下，台灣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民主典範：在《經濟學人》雜誌的最新民主排名中，台灣的排名略領先於瑞士，民眾在線參政的創新形式在這裡發揮了重要作用。
swissinfo.ch: 如今，社交媒體已不再被視為民主的推動力。這裡更多地是指仇恨言論或假新聞等問題。您從台灣的角度怎麼看，是否也同樣悲觀？
唐鳳：我一般不從樂觀和悲觀的角度思考問題。而是從接近社會的民眾基礎設施和反社會的，多指私營的基礎設施角度思考。
社交媒體，不管是反社會的還是接近社會的，都可以保持社會性。就像我們與人們相會的場所，有可能是在市政廳、在公園的公開討論現場、在學術環境的政治會場，這些都是公共基礎設施。
你也可以在嘈雜的酒吧里談論政治，在必須大喊大叫才能聽到的夜總會裡，有令人上癮的飲料，有私人保鏢等等，都不妨礙交流。這都是關於政治的討論，但或許不是那麼接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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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能從台灣學到點什麼
與這些物理空間一樣，我們在數字空間有不同的社會互動配置。在台灣，葵花運動促使我們創造了自己的交流基礎設施，其方式通常被稱為 “情景應用”。
因此，當交流需求出現時，我們可以自行設計一個對話數字空間，我們不去適應社交媒體中反社會的一面，我們按照參與者想要的方式設計互動。在台灣，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有25年了。
如果我們說到公園和夜總會。在公共場所，你需要一些行為準則。
市政廳不僅僅是一座房子，對吧？市政廳是一個規範體系，人們在那裡交替發言和聆聽。台灣的民主理念作為一種技術的形式很好地運用了這種規範。當人們發現現有的民主程序存在問題時，他們並不只是提出抗議。
他們還會提出改善建議，所以他們實際上是在協助設計，就像我們在設計網絡版面或者公園佈局時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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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如何成為了數字民主的實驗室
我想強調的是，在上個世紀，人們經常說，“你必須受過教育才能參與民主”。如今，我們要說，“你必須有參與數字民主的本領”。
如何掌握這種本領？
我們不會對小孩子說：“你必須長大成人才能參與民主，”而是告訴他們：“去吧，發起你的公民倡議。” 超過四分之一的公民倡議是由18歲以下的青少年發起的，這些倡議非常有效，比如有關我們的“國飲”-珍珠奶茶，禁止使用塑料吸管。
這裡的核心思想是活到老學到老、幾代人之間的團結互助，我們希望讓非常年輕的人也能夠參與到政治議程中來，這樣他們在成年之前就有被納入到民主中來的感覺。
商業社交媒體怎樣做才能不“反社會”？
如果他們願意以接近社會的方式行事，他們現有的許多基礎設施是可以起到積極作用的。而如果反其道而行，他們也知道會面臨台灣的社會制裁。
如果人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固定的規範標準，那麼違反規範的跨國媒體公司將很難獲得社會的接受。
當然，如果缺乏固有的社會規範，例如在競選資金透明度方面，那麼社交媒體就完全可以無視政治威力。
在台灣，可以說是民間社會戰勝了議會並提出透明度要求。公民進入審計署，取走選舉支出報告，並將其掃描成機器可讀的數據。
經過艱苦的拼搏，政治宣傳資金的透明已經成為常態。因此，Facebook無法拒絕來自社會的呼籲，實時公開政治廣告。國外的干涉或資金全部被拒之門外，競選資金的運作方式也是類似的經歷。
我們還沒有出台相關法律，這種成效完全來自社會壓力。
為了打擊假新聞，你們按照“幽默戰勝謠言”的口號：用一個軟件幫助識別社交網絡中的虛假信息。在這些不實新聞傳播出去之前，你們先自己對假新聞進行分析，然後把這些不實信息當成幽默的笑話發出去。達到讓笑話比虛假信息傳播得更快的效果。為此，你們還專門僱用了信息核查員。我們的理解對嗎？
是的，信息核查員中有許多學生。這也是培養能力的一部分。
是否有類似的措施來打擊互聯網上的仇恨言論？
人們可以在諸如Line這樣的社交網頁上標記 “反煽動工具”。
如果被做了標記，Line平台上的儀錶盤會顯示正在流行的內容，而並不指明是虛假信息、欺詐還是仇恨言論，非常中立，只是讓人感覺這些信息有可能帶病毒。
帶病毒的東西不一定是有毒的，但如果真有毒，早期發現可以幫助我們做好準備：幽默比謠言效果更佳-幽默勝過謠言。只要等上一晚上，人們就已經恢復長期記憶而對這些帶病毒的東西產生懷疑。
如果我們能在幾小時內針對有毒內容做出幽默的包裝，會激發人們分享快樂的願望，而不是本著報復、歧視或複仇的心理反擊。這讓人感覺更好。不過，關鍵是要及時。在網上，再好的計劃，如果你等上幾天，也不會成功。
(譯自德文：楊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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