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女性虽已翻身，但仍面对歧视
草根“metoo”(我也经历过)运动和女性对现状的日益不满已席卷瑞士。自1971年瑞士女性赢得选举权至今，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
在希尔维亚·宾格利(Silvia Binggeli)看来，去年从美国开始的反性骚扰和争取性别平等的社交媒体宣传，给瑞士今天的妇女运动注入了新鲜活力。宾格利是创办已有80年的瑞士女性杂志《Annabelle(德)外部链接》的主编。
她曾参加了去年在苏黎世举行的妇女大游行，年纪各异却携手一同游行的男男女女的总人数，令她深受感动。她表示：“今天正进行着一场妇女运动。我见到更年轻的同道者，与十年前相比，她们在政治上更加活跃。”
然而无论是在瑞士还是在美国，性别平等仍然难以实现。
美国的妇女运动常被描述为三次大潮，始于1848年纽约州塞内卡佛斯市的第一部妇女权利公约，接下来是上世纪6、70年代的民权运动，第三波则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部分出于对Anita Hill性骚扰案的回应。(一些人(英)外部链接认为今天的运动代表了第四波大潮。)
相比之下，瑞士的运动则更像一场漫长、崎岖的登山之旅。
伯尔尼大学跨学科性别研究中心(IZFG)的法比耶娜·阿姆林格(德)(Fabienne Amlinger)解释：“大潮的比喻难以应用于瑞士国情。这里未有过瑞士女性围绕一个目标进行的大规模总动员，实际上存在过为不同权利斗争的瑞士运动的多个派系。”
瑞士女性动员起来的最早纪录之一，就是1847年157名伯尔尼妇女成功终结性别监护，这是伯尔尼州一种基于性别的监护制度。
20出头就移民美国的瑞士人玛格丽特·钦格勒(Margrit Zinggeler)，对大西洋两岸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身为《瑞士女仆：女性对瑞士成功的贡献-不为人知的故事》(英)( Swiss Maid: The Untold Story of Women’s Contributions to Switzerland’s Success)一书的作者，钦格勒认为：“我们所受的教导说，瑞士的历史是男性、战争与协议的历史。通过讲述对瑞士成功至关重要的许多沉默与被沉默的女性的故事，我们能够明白文化、传统与习俗怎样塑造与影响了我们对今日性别的理解，以及实现性别平等都需要些什么。”
迈向团结的漫长道路
在东密歇根大学任德语教授的钦格勒指出，曾有一个强大的派系把争取社会与经济权利摆在政治权利以先，其中包括女性接受中等与高等教育的权利。“还是在女性接受了教育，认识到若是不能在政治上发声，就谈不上实现平等权利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就连女性内部也有着严重分歧，阿姆林格相信这是造成女性迟迟不能取得选举权的原因之一。她表示：“女性因政党界线、各州差异以及城市与乡村差距而四分五裂。”
分歧之一涉及到对妇女的传统看法，即女性应当在家相夫教子，它还被写入瑞士民法，直到1988年才取缔。钦格勒解释道：“这种看法不但深受宗教影响，也是因为瑞士社会很重视持家与照看老幼的技能。”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各中小学才不再强制要求女生上家政女红课，男生上手工技术课。
如在电影《神圣秩序(英)》(Die Göttliche Ordnung)里一样，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女性若不参与”肮脏的”政治，家庭会更为美好。当时一些反对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宣传海报(英)就反映了这种担忧。
遵纪守法的革命
玛尔特·格斯特利(Marthe Gosteli)是位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先驱，她在去世六年前，于2011年接受采访(英)时，曾将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描述为“令人精疲力竭”。
钦格勒解释说，1971年的成功“是一个世纪的斗争与请愿的结果”。从1886年向联邦大会(即议会)呈交的第一个请愿开始，妇女动用了宪法诉讼、全民公决、更多的请愿，最终于1959年举行了是否给予妇女选举权的第一次全国公投，但被逾65%的男性选民否决。
据钦格勒透露，即使在1971年后，瑞士的运动依然“基本上遵纪守法”，使用正式的请愿与程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英)则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美国人使用了引起混乱与煽动性的策略，例如罢工、大规模抗议及静坐示威等。“烧胸罩”的女权主义者形象与那场运动深深结合在一起，令许多美国人将这谎言信以为真。
瑞士曾于1991年发生过一次全国性妇女罢工，以抗议久久不能在宪法中增加性别平等条款。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令人愤慨的时刻，比如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克莉丝蒂安·布伦纳(Christiane Brunner)未入选由七人组成的联邦委员会，在全国各地引起抗议活动，带来瑞士政治一次重大的性别平等转变进程。
阿姆林格认为：“众所周知，瑞士的联邦政体需要花相当长时间来达成某个目标。然而所取得的成就却常常能够持续下去，不会很快或轻易被推翻。”
两性平等最终于1981年被写入瑞士宪法，2005年女性产假也成为法律规定，而这两者都未在美国得以实现。此外，堕胎权(英)等两国都予以保障的其他权利，在美国却需要不断被维护。
“按自己主张的”女权主义
美国与瑞士的性别平等斗争仍然任重道远。就在去年，瑞士选民刚刚否决了将男性陪产假写入劳动法的提案。就业歧视、薪酬不公和性骚扰(多语)依然是两国面对的重要挑战。钦格勒注意到，瑞士的争论点还包括男性的义务兵役制和卖淫问题，后者在瑞士为合法，并受到法规监管。
如今的妇女运动远不止修改法律，它还涉及到法律的实施，这只能通过使各行各业的女性与男性都参与进来才能实现。
宾格利对此做出解释：“瑞士也许不像美国那样，有好莱坞明星们来支持妇女权利，但这里有着由女性企业家、思想家与创造者组成的活跃群体，她们正激励着新一代的女性以自己的方式、按自己的主张采取行动。”
尼日利亚作家玛曼达·恩格兹·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在自己2014年的论文《我们都应是女权主义者(英)》中指出，作女权主义者就是承认“如今存在性别问题，我们必须纠正它，必须做得更好。我们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必须做得更好。”
薪酬平等–消除性别差异
瑞士宪法要求实施同工同酬。根据最近的资料(2014年)，工作在私营领域的女性工资比男性低了近20%，而在公营领域，这个差距几近17%。瑞士议会是否应动用法律手段来迫使雇主做到《1995年法案》规定的义务，过去几年里人们一直在激烈地讨论这个问题。联邦委员会才完成了一份议案的审阅工作，议案要求雇员人数超过百人的企业，每四年须进行并公布一次薪酬平等分析，但议会在上个月否决了该议案。
议案招来了各政治阵营的批评，有些人抱怨它被过度弱化，其他人则认为它增加了大量的纸上工作，却不能保证令女性受益。
辩论反映出如何理解所谓“不可解释的”薪酬差异的关键挑战，它指的是无法找到理由-如受教育水平或从业领域等-来解释的一些差异。此外议案提出的措施本身也受到质疑。比如，有些批评人士指出，如果不能把公司员工的性别平衡等因素纳入考虑，那么统计数据可能会有误导性。
作者
杰西卡·戴维斯·普吕斯(Jessica Davis Plüss)是一名生活在伯尔尼的美国人。她是独立顾问与作者，主攻企业可持续性与商业的社会地位。过去五年中她发表了数份报告与文章，谈论各企业该如何在各自的价值链上推进性别平等。
(翻译：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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