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之外報導中國
中國開始排擠外國記者，許多人選擇搬到了台灣。隨之帶來一個問題：如果不在當地，如何對一個國家進行報導。不過，大多數瑞士媒體仍可在中國境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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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光臨”，William Yang(楊晧暐)在台北的咖啡館向我打招呼。我此行的目的是參加台灣記者聯誼會的一場活動。
楊晧暐是一名台灣記者，也是該組織的主席。過去兩年中，改組織已經從數名報導台灣的本地和外國記者的小圈子，搖身成為報導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東亞地區的國際媒體中心。
“幾年前我們有5-6名獲認證的國際記者，現在數量至少多了10倍。”他說。我們聊了幾分鐘之後，來自《紐約時報》、《經濟學人》、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和《洛杉磯時報》的同事也都來了。
從北京到台北
台北被認為是不在當地而報導中國的次佳選擇，自2019年以來，眾多國際知名的新聞機構不得不將中國辦公室從北京遷至台北。台灣實行民主，且講中文。在台灣的2300萬人口中，五分之四都講普通話，或者用當地的說法，“華語”(台灣普通話)。
2019年是新冠疫情抵達中國開始的年份，也是自那時起，在習近平主席領導下的中國政府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開始了最猛烈的鎮壓。
任何與官方關於病毒的說法不同的聲音，還有吹哨人，都被壓制、靜默。在中國激進的“零感染”戰略下，城市被封鎖數週，甚至數月。離開中國的人也不確定他們是否能再次回來。就算他們回來了，也要經歷嚴密隔離，另外的代價還包括不知何時能真正回家的不確定性。
許多記者想獲得續簽，也需要經過種種煎熬。這也迫使國際媒體重新審視自身的中國業務，以及如何在員工減少的情況下維持北京分社的運作。在某些情況下，部分媒體徹底撤出了中國大陸。考慮到那裡對外國記者的監視強化、接觸新聞來源的可能性有限、對助理的騷擾等情況，覺得不值得再堅守下去。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在2021年發表了一份題為《鎖定或踢出》的報告，描繪了在中國從事新聞報導的灰暗前景。其中列出了藉以恐嚇記者的種種策略，包括線上騷擾、人身攻擊、網絡黑客行為，以及拒簽。
在無國界記者組織發布的2022年新聞自由指數中，中國的排名幾乎墊底：在全部180個國家地區中排名第175位。與此同時，同一榜單則顯示，台灣鞏固了自身“自東亞發出報導最為自由”的地位。
話說回來，當越來越多的記者離開中國，西方又將如何了解中國？畢竟，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14億人口，地緣政治上也愈發重要。
丹麥《政治報》的亞洲通訊員塞巴斯蒂安·斯特雷恩·謝爾托夫特(Sebastian Stryhn Kjeldtoft)說，“我們考慮過很多可能的地方，才決定在台北重新設立地區分社。當然理想而言，我們想回到北京，但中國在哥本哈根的大使館勸阻了我們。”
瑞士聲譽有所幫助
《新蘇黎世報》(NZZ)也決定將其 “地緣政治通訊員”設在台北。這是該瑞士報社新設立的職位，責任是報導印太地區的戰略動向。
帕特里克·卓爾(Patrick Zoll)，這個蘇黎世報社的前任亞洲通訊員說，“如果是十年前，我們肯定去北京。五年前，香港會是首選，但現在我們決定設在台北。”幾個月前，也是他在台北完成了分社的開幕。與大多數英美系媒體不同的是，瑞士媒體仍在中國境內有派駐記者。
NZZ的記者馬塞斯·坎普(Matthias Kamp)說，“身為瑞士媒體代表，我還能享受較高聲譽，可能與瑞士的中立地位有關。” 他目前在中國工作，是從1990年至今的第三次派駐。 “最近大家真的在思考，是不是在北京之外的其他地方工作會更好。這裡所有人都緊張兮兮、擔驚受怕。我提出的採訪請求壓根就不再得到回應。”
在中國境內從事報導要付出代價。坎普告訴我們，每次談話，甚至是和我之間用Teams軟體進行的談話，也被當局讀取並保存。儘管如此，還留有一條渠道，即從中國之外報導中國。 “《華爾街日報》目前對中國的報導是在新加坡完成的，那裡有8個人。我不清楚具體什麼情況。”他說。
日常新聞
對駐紮在中國以外的新聞媒體和記者來說，一種“解決方案”就是保留在當地的新聞消息來源(自由職業者)。有些機構也在架構內保留一名中文助理。他們不能從事報導，但能夠幫忙。坎普告訴我們，這些人也被置於官方的持續壓力之下。他本人同瑞士駐北京的大使館和大使不斷保持聯絡，“如果我出了什麼事，也能幫忙”。
瑞士公共廣播公司(SRF)的辦公室從北京搬到了上海。 SRF的東亞通訊員薩繆爾·艾木(Samuel Emch)較為欣賞這座港口城市的相對開放。他說，“上海生活質量要比北京好一些，也比首都更‘自由’一點。”
儘管今日中國對外國媒體有種種限制和制約，艾木還是認為與中國社會保持緊密接觸非常重要。 “從中國之外報導中國，我無法想像，日常新聞故事的煙火氣會不見，舉例來說，從各個省份做報導，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了。”
民主覺醒？
冬天的時候，艾木報導了一系列反對清零政策的抗議。這是多年來首次出現公開反對的跡象。 “許多人認為，要求政府取消嚴格清零政策的抗議潮是小小的解放，我在街上遇到一些人，他們一下子就放下了恐懼，願意和你說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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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潮過去之後，中國出人意料地於11月結束了清零政策。自那時起，進出中國的航班逐步恢復，也不再要求強制隔離。但這是否意味著外國記者有更多機會進入中國，依舊未知。
也許隨著3月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局勢會略微明朗。坎普說，“我已經向全國人大提交了認證請求，正在等待回覆。”去年秋天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際，他也提出了報導習近平開幕講話的申請，至今未得到當局回覆。
我也向中國外交部詢問，在中國還有多少外國記者仍能得到認證，對方要求我以傳真形式提交問題。我仍在等待答覆。
(編輯：Virginie Mangin，譯自英文：中文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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