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签决定参与，是不是一种更好的民主方式？
如果能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谁能参与政治讨论，那么在瑞士每个人都能拥有发言权-包括外国人和年轻人。但可惜抽签决定不了发言份额。苏黎世州Thalwil最近举行了一次公民小组讨论，这是一种现在很热的民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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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家养老院的大厅。“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发言的是一位老者，而他所面对的小组其他成员有着比任何一个议会议员组合都更多样的年龄和背景- 他们是通过抽签，按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观点等因素选出的22名民众代表：其中7人没有瑞士护照，1人是未成年人。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Thalwil的居民。
这个苏黎世湖畔的小城约有18’000名居民，更像是一个村庄，而不是一个城镇。 这里没有地方议会，相关事宜由八名男性和一名女性组成的市政府决定。而现在又出现了这个新的民主形式：公民小组讨论，其任务是就本地的气候保护问题进行讨论。公民小组讨论与政体中的讨论不同：几乎没有自我宣传；完全没有政治口号；知识上的漏洞暴露无遗。
Thalwil是苏黎世州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参与到公民小组讨论试点项目中来的城市。公民小组讨论活动目前在瑞士各地正在走俏-一方面作为民主的扩展；另一方面也为应对全球变暖。激进的气候保护组织Extinction Rebellion及其他组织一再号召推广公民小组讨论活动，但公民小组讨论到底能产生多大影响尚存争议，这当然也取决于实施的状况。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黄马甲抗议活动后开启了一个公民小组讨论。旨在起草气候保护措施并在民众中推广。马克龙的本意是“不加筛选”地对讨论结果进行核审，但后来他做出了调整，所以最后只有不到一半的建议被提交给议会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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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州的公民小组讨论试点项目也未能取得很大成果。 《新苏黎世报》将前两次公民小组讨论描述为 一种“伪民主形式”，未带来任何政治影响。
在前两个公民小组讨论中，小组成员要讨论的是一个公开的问题-地方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气候保护措施。而Thalwil公民小组讨论的话题是有关市政府一些计划：缩减停车位、促进电动交通工具以及更换燃油加热系统，小组成员要对这些具体而复杂的建议表明态度。最后讨论小组拿出了一份总结报告，供市议会阅读，而针对这份报告政治家们不承担任何责任。
“当我打开邀请函的信封后，我觉得这是我的机会，”Katsia说，这位39岁的软件开发人员在瑞士没有政治发言权，在她的祖国更没有。Katsia来自白俄罗斯，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那里专制统治了近30年。
看得出来，她对公民小组讨论活动很感兴趣，但他们做的工作是否能产生影响她并不确定。“我希望我们能拉近市政府与居民之间的距离。”她认为让外国人拥有发言权非常重要，”我们的声音应该被听到，因为最后的结果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公民讨论小组上的参与者与地方议会集会上的人完全不一样，地方集会上都是瑞士选民，他们来决定当地事宜。
16岁的高中生是这里最年轻的组员-因为年龄不够，没有投票权。在瑞士，几乎所有地方都要18岁以上才拥有投票权。Nikash对待这次公民小组讨论的态度非常认真：“这关系到我们的未来，不同年龄的人都应该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他正在学习有关瑞士政治机制是如何运作的知识，他说在学校里“我们几乎不讨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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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经常分成各个小组，各组成员们针对各项措施的具体细节进行讨论，在小组中他们的谈话更加直接，每个人都踊跃发言。并一再提出同一个问题：“这样的公民小组讨论到底有什么意义？”
针对这个问题，这次活动的主持人Thomas Ghelfi 表示：“你们是民众代表，你们看到了他们没有看到的东西，你们也是智慧的代表，”他鼓励人们成为公众与官方之间的媒介。他说，一份有理有据的报告不会被地方议会置之不理。这是个“致命问题“，它能决定参与者的态度，是积极采取行动还是退出，Ghelfi说。
这个关键问题被提出，也是因为组员们都是自愿牺牲了业余时间来参加公民小组讨论活动的-两个周末整整四天。他们是通过抽签被选出来的，但没有人是被强迫而来的。Thalwil的3000位居民收到了邀请函，但只有约200人报了名。一个技术程序在这200人中，通过抽签决定参与者。
Hannah报了名，是因为她觉得这种形式非常有意思。这位35岁的小学教师通常只在电视或投票宣传册上才能接触到政治问题。“我只需要做出同意或反对的决定，这是民主为我提供的最基本权益。 而在公民小组讨论上，你可以对官方已经做出的决定进行核审，然后做出你认为有意义的决定。”
但仅仅讨论是不够的。Hannah希望“他们的总结报告能够读起来生动。”她认为，该报告不会改变政策。“我期待市政府能读懂我们的意思，或许能受到启发找到些新的点子。”
“我们在这里做的只是一个开始，”Alan插话道。这位56岁的企业家出于政治原因来到这里，他希望帮助本地为气候做一些事情。他是南非人，在这里生活了七年。
他认为公民小组讨论的所做的事情责任重大，但他认为，他们需要有一定的实权，这样他们的工作才真正有价值。而且他还希望能够对官方进行检验：“市政府应该在一年后再次邀请我们，这样我们才能检验市政府是否按照我们的意思在执行可持续性计划。” 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这就需要参与者拿出更多的时间了。
参与公民小组讨论的人会得到每日150瑞郎的经济补偿，虽然这不是一笔按照瑞士工资水准发放的酬金，但无论如何这也不是一个太小的数字，尤其对于经济实力薄弱人来说更是如此。
Hannah和Alan都认为他们的付出是值得的。在他们看来，公民小组讨论是社交媒体制造的分歧的一剂良药。的确，讨论中的确对一些事情存在争议，但没有一个人否认全球变暖是人为造成的。
在公民小组讨论中没有普通政治活动上的那种民粹主义口号。尽管如此，政治上的两极分化也暴露无遗。“这里也会出现立场锋利的人，”公民小组讨论项目负责人、来自阿劳民主中心的Andri Heimann说。但否认气候变化或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的人，“很可能在民众中是极少数。”
政治学家Heimann说，公民小组讨论是一种来自对民主的不同理解。“与政党之间的权力游戏或争夺勉强的多数相比，还不如集中精力寻求公众的力量和广泛受支持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为什么公众小组讨论在代议制民主国家现在受到青睐的原因。Heimann还认为，在拥有众多民主渠道的瑞士，这样的形式更是一种附加值。“公民小组讨论让民众在开展政治程序的初期就参与进来。” 这对公投前的意识构建和深入辩论都有好处。
在Thalwil，通过抽签也将那些原本没有投票权的人纳入到讨论中来，但他们的声音是否会被听到，还有待观察，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总结报告是否能产生政治效果还不好说，还因为养老院大厅里的个别老人占用了太多时间，以至于几名德语不是很好的人都没机会发言，那位说自己“不是专家”的老人，发了很长时间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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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民主制度正处于危机之中。大约15年以来，出现了一种独裁和专制的倾向。
而瑞士则是一个稳定的港湾，在这里，政府中几乎所有党派都能共同参与意见，从未出现过提前安排选举的事情。尽管如此，瑞士选民依然可以通过发起公民动议或复决针对许多问题进行投票，这在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常见。
但是，瑞士民主的历史也是一段围绕“谁拥发言权，谁又没有发言权”的历史。1848年联邦国家成立时，瑞士只有23%的人口拥有投票权，在瑞士联邦成立至今最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瑞士的民主制度将一半的人口排除在外-瑞士女性拥有政治权力的时间只有仅仅50年。即使是现在，仍有许多瑞士人未获得政治发言权。
谁可以拥有发言权，谁不可以，这在政治上一直存在争议。迄今为止，瑞士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一直反对扩大拥有政治权利的范围，例如扩大到在瑞士定居的外国人群体。正如青年人民党(JSVP)政客、律师Demi Hablützel在我们的《观点》系列报道中写道的那样：“政治权利不是融合的工具”。
但是，民主国家必须不断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谁，在何种程度上拥有发言权？尤其是在自由民主不再是毋庸置疑的国际准则的情况下，民主国家更要坚持自己的原则。
这就是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制作这个有关融合性特刊的原因。我们与专家交谈，并将那些为瑞士少数群体和边缘化人群的全面政治融合而努力的人和事介绍给公众。
顺便提一下，海外瑞士侨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属于被排除在外的人群-他们从1992年开始才被允许参加选举和投票。
(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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