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女性从政不易
在瑞士女议员们面临着这样的两难选择：是领取产假补助金还是继续从政。现在这种情况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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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时任绿党议员的Lea Steinle所遭遇的经历在国际上都引起了侧目。因为带着出生不久的婴儿在巴塞尔城市半州议会开会，在哺乳后被议会主席拒之门外，Steinle因此未能参加投票。议会主席的观点是，只有议会成员才可以进入大厅。
大厅里不应该有其他人-那些既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的人不能进入。
全世界的民主制度正处于危机之中。大约15年以来，出现了一种独裁和专制的倾向。
而瑞士则是一个稳定的港湾，在这里，政府中几乎所有党派都能共同参与意见，从未出现过提前安排选举的事情。尽管如此，瑞士选民依然可以通过发起公民动议或复决针对许多问题进行投票，这在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常见。
但是，瑞士民主的历史也是一段围绕“谁拥发言权，谁又没有发言权”的历史。1848年联邦国家成立时，瑞士只有23%的人口拥有投票权，在瑞士联邦成立至今最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瑞士的民主制度将一半的人口排除在外-瑞士女性拥有政治权力的时间只有仅仅50年。即使是现在，仍有许多瑞士人未获得政治发言权。
谁可以拥有发言权，谁不可以，这在政治上一直存在争议。迄今为止，瑞士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一直反对扩大拥有政治权利的范围，例如扩大到在瑞士定居的外国人群体。正如青年人民党(JSVP)政客、律师Demi Hablützel在我们的《观点》系列报道中写道的那样：“政治权利不是融合的工具”。
但是，民主国家必须不断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谁，在何种程度上拥有发言权？尤其是在自由民主不再是毋庸置疑的国际准则的情况下，民主国家更要坚持自己的原则。
这就是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制作这个有关融合性特刊的原因。我们与专家交谈，并将那些为瑞士少数群体和边缘化人群的全面政治融合而努力的人和事介绍给公众。
顺便提一下，海外瑞士侨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属于被排除在外的人群-他们从1992年开始才被允许参加选举和投票。
“我简直无法想象，我用育婴袋带着孩子来开会会造成问题，”Steinle告诉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事后，她感到既愤懑又无力。“母亲的形象在瑞士被理想化，却不被认可为社会的真正组成部分。”如果没有私人圈子或特殊背景，女性几乎没有从政的可能，Steinle说。而这带来的后果是有些当了妈妈的人甚至放弃参加选举。
尽管“海尔维蒂亚在呼唤”运动产生了影响-2019年瑞士选举时女性候选人的人数破了纪录-当选者中也是如此。议员中女性的比例跃升了10%，创造了42%的新纪录。而2023年的选举，各党派主席也都公开承诺要再次打破纪录。女性伞式组织Alliance F还提及了“面向更好民主的大博弈”。
尽管如此，在瑞士，当涉及到女性休产假领补助时却又矛盾重重：如果Steinle在开会那日，留在家中带孩子，她的投票权就会自动被放弃-在巴塞尔城市州，只有委员会会议允许别人代表投票。然而，在议会中每张选票都至关重要。除了在政治层面，在许多地方这种局面还涉及到了财务层面：在瑞士各地的议会中，产假往往随着参加投票那一日的到来而结束。而在巴塞尔却并非如此。
要钱还是要政治生涯？
这种矛盾是瑞士政治体系中的一个老传统造成的：在瑞士，议员并非专职政治家，而是所谓的“兼职政治家”(Milizpolitiker:in)。
这种“兼职系统”的理念要比现代联邦的建立年头更久，19世纪还被写入了联邦宪法，规定：公民，后来也包括女性公民，应该出于对共和主义信念的信服而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并非把它当成一种工作来做。
因此瑞士的议会议员所从事的工作都是作为第二职业来做的。在国家层面，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将全部精力投注于他们所从事的政治工作中，但至少从官方上来看，瑞士国民院议员们除了政治工作之外，都还有着自己的职业。
“在瑞士，政治家兼职的传统是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伯尔尼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Isabelle Stadelmann-Steffen对此表示：“否则，小地区的政治机构在财政上很难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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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大学2017年的一项调查得出结论，联邦一级议会的工作大致相当于半职工作量。国民院议员的平均年收入为90’000瑞郎(约合人民币67万元)，这在瑞士，可以生活得很好了。而另一方面，在州议会中任职所得仍然只能算是一种额外收入。在市政一级当议员得到的补偿往往只相当于小费而已-例如，Brugg小镇的地方议员参加每场会议会得到50瑞郎的补贴。Stadelmann-Steffen说：“瑞士这个政治制度的一个弱点是：这样的兼职工作，不是所有人都干得起-一方面要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还要往里搭大量的时间。”
在不考虑性别问题的前提下，这位政治教授依然表示质疑 “这种基于无偿工作的系统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合时宜并能招聘到合适的人选来就职。”
但是尽管从事议会工作可以浪漫地被冠以尽公民义务的美名，但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依然是一份要付出辛劳的工作：联邦最高法院在2022年春天给出了明确定性-议会工作是一份“综合性工作”，从瑞士兼职从政的传统角度来讲，这或许有些出人意料。对于女性来讲，随着工作的恢复，则意味着产假的结束。国民院自由绿党议员Kathrin Bertschy当初就不得不偿还她的产假补偿金-因为她在产假期间参加了议会会议。
Bertschy同时也是Alliance F的联合主席，她当时在接受《每日导报》(Tages-Anzeiger)采访时说：“所以，休产假的议员实际上相当于被禁止了行使民主权利。”对这位国民院议员来说，在经济上还是可以承受的。而对于各州和各市的女性政治家来说，到目前为止，则意味着金钱或政治生涯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来自于瑞士那个悠久的传统-从政应该永远只是一个副业。
现在楚格州、卢塞恩州、巴塞尔城市州和巴塞尔乡村州正在发起动议，提出允许母亲在不放弃产假保险金的情况下参加议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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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从事议会工作以及照顾孩子相互兼容的一个解决方案或许是设立代表制度，目前瓦莱州、汝拉州、日内瓦州和纳沙泰尔州已经在这样做。议员缺席时，由其代表参加投票。政治学家Stadelmann-Steffen对这一制度表示欢迎：“它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良好的业绩并不意味着必须一贯在场。这种思维的改变非常重要，能让更多的、应变能力强的人进入领导岗位。”
世界各地议会对待婴儿的待遇差别很大。在澳大利亚，直至2016年一直禁止婴儿进入议会，第二年，一位绿党参议员甚至在提交议案时给女儿喂奶。新西兰、阿根廷和巴西已经出现过在议会辩论中母亲哺乳的事件-而在英国，2022年夏天再次明确声明，婴儿在议会中是不受欢迎的。
五年前，国民院决定不接受在联邦议会中施行代表制度，理由是，根据《联邦宪法》，国民院有200名议员，而若要接受议员代表，则必须更改宪法。代表制的动议由绿党全国议员Irène Kälin提交，她在Lea Steinle之前，她已经用育婴袋把她的孩子带到了议会，但并未遭到拒绝。因此，像2018年发生在巴塞尔城市州议会中的事在联邦大厦中从未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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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利不是融合工具！
而在巴塞尔，在所谓的 “婴儿门”之前，也有过比较“实际”的议会主席：2017年前任议会主席，一位来自右翼政党人民党的政治家，在议会中容忍了一个婴儿的在场。在巴塞尔城市州，产假并不会因为参加投票而结束，而是在接受了出勤费时才宣告结束，这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财务上的进退两难局面。一项计划中的法规还将允许政治家今后因工作、服兵役、私人紧急情况或产假而无法到场时，在网上进行数字投票。
Steinle在被赶出议会大厅之后还遭遇流言蜚语，说她是因为自己的“小算盘”才带孩子出席议会会议的。Steinle在不久后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以此证明传言并不属实，她面对的是家庭-政治生涯-职业的三重压力。
在瑞士，让女性既当妈妈又能胜任议会工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比如相关委员会已经接受了让休产假的女性出席议会会议而不影响领取产假保险金的做法。地方议会工作的补偿问题也已经提上了日程，而围绕这个问题的相关讨论似乎已经超越了瑞士约定俗成的“女性就应该在家照管孩子”的传统理念。
(责任编辑：David Eugster，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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