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女性從政不易
在瑞士女議員們面臨著這樣的兩難選擇：是領取產假補助金還是繼續從政。現在這種情況必須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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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時任綠黨議員的Lea Steinle所遭遇的經歷在國際上都引起了側目。因為帶著出生不久的嬰兒在巴塞爾城市半州議會開會，在哺乳後被議會主席拒之門外，Steinle因此未能參加投票。議會主席的觀點是，只有議會成員才可以進入大廳。
大廳裡不應該有其他人-那些既不會說話也不會走路的人不能進入。
民主正處於冷戰以來最大的危機之中，從長遠來看，是因為已經持續了大約15年的獨裁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抬頭趨勢；在短期內，是因為疫情，以及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
在圍繞如何應對這一多重危機的辯論中，復原力是一個關鍵因素：民主國家應 “從內部”加強其復原力和穩定性，以便更好地抵禦威脅。
在我們的這個系列報導中，我們將重點放在迄今為止在復原力辯論中幾乎尚未出現的一項民主原則上：包容性。
我們大力推薦那些為全面包容所有重要的少數群體而努力的人，就連那些被社會主流政治力量認作政敵的人也擁有發言權。
順便提一句，瑞士海外僑民也長期被排除在外-直到1992年他們才獲得投票權。
“我簡直無法想像，我用嬰兒背巾帶著孩子來開會會造成問題，”Steinle告訴瑞士資訊SWI Swissinfo.ch。事後，她感到既憤懣又無力。 “母親的形像在瑞士被理想化，卻不被認可為社會的真正一部份。”如果沒有私人圈子或特殊背景，女性幾乎沒有從政的可能，Steinle說。而這帶來的後果是有些當了媽媽的人甚至放棄參加選舉。
儘管“海爾維蒂亞在呼喚”運動產生了影響-2019年瑞士選舉時女性候選人的人數破了紀錄-當選者中也是如此。議員中女性的比例躍升了10%，創造了42%的新紀錄。而2023年的選舉，各黨派主席也都公開承諾要再次打破紀錄。女性組織Alliance F還提及了“面向更好民主的大博弈”。
儘管如此，在瑞士，當涉及到女性休產假領補助時卻又矛盾重重：如果Steinle在開會那日，留在家中帶孩子，她的投票權就會自動被放棄-在巴塞爾城市州，只有委員會會議允許別人代表投票。然而，在議會中每張選票都至關重要。除了在政治層面，在許多地方這種局面還涉及到了財務層面：在瑞士各地的議會中，產假往往隨著參加投票那一日的到來而結束。而在巴塞爾卻並非如此。
要錢還是要政治生涯？
這種矛盾是瑞士政治體系中的一個老傳統造成的：在瑞士，議員並非專職議員，而是所謂的“兼職議員”(Milizpolitiker:in)。
這種“兼職系統”的理念要比現代聯邦的建立年頭更久，19世紀還被寫入了聯邦憲法，規定：公民，後來也包括女性公民，應該出於對共和主義信念的信服而履行自己的義務而並非把它當成一種工作來做。
因此瑞士的議會議員所從事的工作都是作為第二職業來做的。在國家層面，越來越多的議員將全部精力投注於他們所從事的政治工作中，但至少從官方上來看，瑞士國民院議員們除了政治工作之外，都還有著自己的職業。
“在瑞士，議員兼職的傳統是政治體系和政治文化中的一個重要元素，”伯恩大學比較政治學教授Isabelle Stadelmann-Steffen對此表示：“否則，小地區的政治機構在財政上很難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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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瓦大學2017年的一項調查得出結論，聯邦一級議會的工作大致相當於半職工作量。國民院議員的平均年收入為90’000瑞郎(約合美金97656元)，這在瑞士，可以生活得很好了。而另一方面，在州議會中任職所得仍然只能算是一種額外收入。在市政一級當議員得到的補償往往只相當於小費而已-例如，Brugg小鎮的地方議員參加每場會議會得到50瑞郎的津貼。 Stadelmann-Steffen說：“瑞士這個政治制度的一個弱點是：這樣的兼職工作，不是所有人都做得起-一方面要有足夠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還要付出大量的時間。”
在不考慮性別問題的前提下，這位政治教授依然表示質疑 “這種基於無償工作的系統還能在多大程度上合時宜並能招聘到合適的人選來就職。”
但是儘管從事議會工作可以浪漫地被冠以盡公民義務的美名，但從法律角度來看這依然是一份要付出辛勞的工作：聯邦最高法院在2022年春天給出了明確定性-議會工作是一份“綜合性工作”，從瑞士兼職從政的傳統角度來講，這或許有些出人意料。對於女性來講，隨著工作的恢復，則意味著產假的結束。國民院自由綠黨議員Kathrin Bertschy當初就不得不償還她的產假補償金-因為她在產假期間參加了議會會議。
Bertschy同時也是Alliance F的聯合主席，她當時在接受《每日導報》(Tages-Anzeiger)採訪時說：“所以，休產假的議員實際上相當於被禁止了行使民主權利。”對這位國民院議員來說，在經濟上還是可以承受的。而對於各州和各市的女性議員來說，到目前為止，則意味著金錢或政治生涯的選擇。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來自於瑞士那個悠久的傳統-從政應該永遠只是一個副業。
現在楚格州、琉森州、巴塞爾城市州和巴塞爾鄉村州正在發起動議，提出允許母親在不放棄產假保險金的情況下參加議會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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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制和數位投票
能與從事議會工作以及照顧孩子相互兼容的一個解決方案或許是設立代表制度，目前瓦萊州、汝拉州、日內瓦州和納沙泰爾州已經在這樣做。議員缺席時，由其代表參加投票。政治學家Stadelmann-Steffen對這一制度表示歡迎：“它傳達了這樣一個訊號：沒有人是不可替代的，良好的業績並不意味著必須一貫在場。這種思維的改變非常重要，能讓更多的、應變能力強的人進入領導階層。”
世界各地議會對待嬰兒的待遇差別很大。在澳洲，直至2016年一直禁止嬰兒進入議會，第二年，一位綠黨參議員甚至在提交議案時給女兒餵奶。紐西蘭、阿根廷和巴西已經出現過在議會辯論中母親哺乳的事件-而在英國，2022年夏天再次明確聲明，嬰兒在議會中是不受歡迎的。
五年前，國民院決定不接受在聯邦議會中施行代表制度，理由是，根據《聯邦憲法》，國民院有200名議員，而若要接受議員代表，則必須更改憲法。代表制的動議由綠黨全國議員Irène Kälin提交，她在Lea Steinle之前，她已經用嬰兒背巾把她的孩子帶到了議會，但並未遭到拒絕。因此，像2018年發生在巴塞爾城市州議會中的事在聯邦大廈中從未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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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巴塞爾，在所謂的 “嬰兒門”之前，也有過比較“實際”的議會主席：2017年前任議會主席，一位來自右翼政黨人民黨的議員，在議會中容忍了一個嬰兒的在場。在巴塞爾城市州，產假並不會因為參加投票而結束，而是在接受了出勤費時才宣告結束，這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財務上的進退兩難局面。一項計劃中的法規還將允許議員今後因工作、服兵役、私人緊急情況或產假而無法到場時，在網上進行數位投票。
Steinle在被趕出議會大廳之後還遭遇流言蜚語，說她是因為自己的“小算盤”才帶孩子出席議會會議的。 Steinle在不久後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以此證明傳言並不屬實，她面對的是家庭-政治生涯-職業的三重壓力。
在瑞士，讓女性既當媽媽又能勝任議會工作的願望越來越強烈。比如相關委員會已經接受了讓休產假的女性出席議會會議而不影響領取產假保險金的做法。地方議會工作的補償問題也已經提上了日程，而圍繞這個問題的相關討論似乎已經超越了瑞士約定俗成的“女性就應該在家照管孩子”的傳統理念。
(責任編輯：David Eugster，譯自德文：楊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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