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人高喊：判他“死刑”
20世纪初面对无政府主义难民在客居国的胡作非为，瑞士令人吃惊地保持着长期冷静的态度。然而这一次，鲜血让他们忍无可忍：1907年在蒙特勒发生的银行抢劫事件，两名俄罗斯人先后枪杀了一名银行职员和一名路人。“判死刑！”瑞士民众呐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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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9月18日的早晨，在日内瓦湖畔的蒙特勒上演着一出追捕戏，就像电影院里新上映的黑帮电影一样。
两个男人急冲冲地跑过Kursaal大街，“抓住他们，抓住他们！”行人叫喊着。邮差 Auguste Vuilliamoz成功地将一人扑倒在地。另一个则跑掉了，“像兔子一样”，目击证人说。
城市里的枪声
公证员Jules Favre勇敢地拦在路中央。然而逃犯掏出左轮手枪一枪打在了他的腿上，随即跑掉了。理发师Georges Bär从沙龙里冲出来，但他的境况并没有好多少，也被射伤了。
在Schopfergasse小巷里，马车夫Octave Pittet截住了正在逃跑的陌生人。一声枪响，一声哀嚎。Pittet倒在地上，肚子中了一弹。锁匠Alfred Nicklès毫无惧色穷追不舍，好在不幸中的万幸，他只是被子弹擦伤。
警察终于赶到，在Terribilini太太的鸡窝前逮捕了逃犯，那时他的子弹已打光。
在警局，两位嫌犯保持着顽固的沉默，尽管警察确信，他们就是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与此同时，蒙特勒银行职员Oskar Gudel的尸体正躺在一大滩血泊之中。
目击者称，劫匪拿出5马克的纸币要换钱。当Gudel数钱的时候，近旁的劫匪朝他的脑袋开了枪，另一个则扑向打开的保险柜、把纸币塞到袋子里，然后挂在脖子上仓皇逃窜。
银行行长在接到电话报告后，完全惊呆了：“可怜的小伙子”，他悲伤地说，眼中含着泪：“可怜的Gudel！多么可靠的一个年轻人呐！”
要求直接处死
凶犯于当晚转送至洛桑鉴别身份。警察“使出浑身解数”才在几百人面前保全他们，因为当地民众威胁说要将其私刑处死。洛桑民众同样群情激愤，他们甚至迁怒于保护嫌犯的警官，对警察也动了手。
“就像在俄国一样，”第2天《自由报》(La Liberté)以此为题刊登了一篇披露案件细节的文章，并附上逮住其中一名案犯的邮差的采访描述。“一个看上去很可疑的家伙，长着一张黑社会的脸，正从街对面朝我这个方向跑过来。我毫不犹豫就冲上去堵住了他。其他目击者赶上来才向我解释都发生了些什么。一位手持铁棒的工人被这个无耻的抢劫犯激怒了，想动手打那个家伙。我必须把他拽到一边儿，才能让他冷静冷静”。
晚报对嫌犯的身份予以了确认，他们确实是俄国人。其中一位承认，他叫Maxime Daniekoff。另一位自称是Paul Nilista，也就是开枪的人。警察当时并没意识到，自己被愚弄了，因为Nilista就是改写的“Nihilist”(虚无主义者，或称虚无党)。虚无主义者追随着一种在俄国流传较广的政治-哲学思潮，拒绝服从国家、教堂和家庭的权威，倡导自由化、无神论社会。
人们从报纸上读到，这两位是“阴险的犯罪分子”，精心策划了抢劫，并且是真正的职业罪犯。在他们身上发现了金子、钱，一把匕首，现代化的手枪、弹盒和子弹，以及每人一个准备装赃物的袋子。
第二位牺牲者
愤怒的声音响成一片。据《自由报》报道，劫匪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宗旨是要废除秩序和法律”。马车夫因伤致死的事实，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慨；媒体对受害人的描述极其详尽，也起到了同样的效果：
“他张开的嘴巴，似乎还在发出垂死的咯咯声；那半睁的眼睛，依然能够让人读出惊吓；还有那显而易见的伤痕，或多或少再现了当时的悲剧”。
因喊叫而死
面对手枪的威胁，银行职员Gudel曾高声叫喊。罪犯因此开枪了。“身受重伤的Gudel又喊了第二声，出于疼痛和惊吓，他尝试靠在柜台上。就在此时，他的下巴上方、耳朵旁边挨了第3枪，致命的子弹穿透了他的脑袋。”
这样的罪行，在俄罗斯时有发生，瓦莱州的《La feuille d’avis du Valais》报纸解释说：“(瑞士的)人们已经习惯于看到这样的短消息，根本就不会在意，因为那些都是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发生的。然而这次，悲剧不是发生在俄罗斯，而是在瑞士，就在我们身边，在蒙特勒。”
人们不禁自问：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试验田”，让这样的罪行肆虐，瑞士还能忍耐多久？“对这样的抢劫犯来说，死刑是罪有应得。我们不应该让俄罗斯的恐怖主义者有这样的感觉：他们可以在给他们提供避难权的国家，即使犯下血腥的黑帮罪行也能够不受惩罚、全身而退。”
也有较为审慎的声音
这种铿锵有力的诉求一呼百应。在罪犯被投往沃韦监狱的路上，愤怒的人群高呼“死刑！死刑！”石块投在载有犯人的车窗玻璃上，发出碎裂的声音；发怒的公民用拐杖击打罪犯。
虽然基督-社会党的报纸《 L’Essor》警告说，“排外风”会影响到言论自由和政治避难权，它提出“强大的民众……不必排斥外国人，而是要让他们融入，至少也要影响他们”。
人们应该给外国人提供免费课程，讲述“我们民主的起源和原则，还有社会和个人的道德基础以及我们文明的基石”。
然而大部分人还是有不同看法：在很短的时间内，沃韦就成立了自卫队，用于保护地方的宁静和秩序，并向警察提供帮助。“我们要汲取沃韦的教训，”《La Liberté》反思说：“要让所有的贼人们都知道，我们受够了他们的冲动和暴力，这很有必要”。
终于确认
罪犯的口供漏洞百出、谎话连篇。然而警察还是渐渐摸清了“Nilista”的底细。他叫Nikolay Divnogorsky，26岁，已婚。因为他是托尔斯泰的狂热追随者，所以朋友们都管他叫尼古拉·托尔斯泰。
其母在俄罗斯提供的证词说，他的儿子曾去农村和农民们生活在一起，动员他们搞革命。之后他衣衫褴褛地回家了，声称要去学农。然后就消失了，几年下来音讯全无。
不知这位母亲是想保护自己的儿子，还是消息太不灵通。Divnogorsky实际上是圣彼得堡献身于“用行动宣传”的革命基层组织的联合创始人。该组织成员主要搞暗杀，并通过抢劫和敲诈取得的资金进行革命斗争。
好演员
然而Divnogorsky的身份被密探发现，他被关入了臭名昭著的彼得堡堡垒监狱。他在那里装疯卖傻，直至被送入医院。然后在同伙的帮助下逃往国外。
他的母亲称，当Divnogorsky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经常头晕，之后罹患神经衰弱，这是一种在19世纪颇为流行的病症，其表现为抑郁性疲倦，类似于今日的过劳。
在瑞士被拘禁期间，他总说自己出现了幻觉。但给他进行检查的精神病科医生却得出这样的结论：他非常健康，且具有百分之百的行为能力。
法庭上的忏悔
1908年5月开庭。Divnogorsky的同伙宣称，他是制表的，名叫Maxime Doubowsky。两名被告异口同声，称他们只想抢劫银行，然后把钱送往俄国支援革命，他们从未想过会杀人。
“是枪走火了，我丧生了理智，”Divnogorsky申明：“我真诚地为那位年轻收款员的死表示遗憾。”然而这样的悔恨无济于事，他还是因蓄意谋杀被判处终身监禁。Doubowsky也被判入狱20年，虽然如实所述，他并没有在抢劫时使用暴力。
在监狱里，Divnogorsky企图自杀。“起先，他从地牢的楼梯上摔下来，却连一点小伤也没有受”，《L’Impartial》报道说：“之后，他又想把自己挂到牢房栏柱的柱脚上悬梁自尽，但人们把他及时地解救了下来。”
入狱7个月后，他终于成功地把他的床垫点燃了。“看守再次阻止了悲剧的发生，但燃烧所释放的毒气却导致Divnogorsky肺部感染，也造成了他的死亡”。1908年12月13日报纸上的一则短消息，将此举称之为《悲剧的后记》。
历史上，瑞士曾多次发生政治暴力事件，其数字远远超过人们今天的想象。瑞士境内的首例恐袭事件是针对奥匈帝国伊丽莎白皇后(又称“茜茜”)的。1898年，她被无政府主义者Luigi Luccheni用锉刀刺死。“茜茜”是无政府主义者在瑞士实施恐袭的首个、但并非绝无仅有的牺牲品。20世纪初，瑞士经历了一系列恐怖主义暴力事件。无政府主义者袭击苏黎世的银行、警察局、试图炸毁火车、并勒索工业家、实施爆炸事件、刺杀政敌。
大多数凶手来自国外，如俄罗斯、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他们在瑞士获得了政治避难权。只有一小部分凶手是瑞士人，也大多和国外的无政府主义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暴力分子所引发的恐慌往往远超实际产生的破坏。有的凶手非常拙劣，甚至在制造炸药时不小心炸飞了自己。
无政府主义者发动的暴力事件是瑞士面临的重要政治挑战。瑞士采取了驱逐和严加立法的措施。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法》在1894年加强了对使用炸弹犯罪行为的惩罚力度，并提出对预谋犯罪也予以法律制裁。
但与此同时，瑞士依然拒绝严化《难民法》，该《难民法》为政治逃亡人士提供了慷慨的庇护。
(翻译：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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