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谈判”：如何才能成为和平调解人

2002年，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使布隆迪交战方达成和平协议。在幕后发挥关键作用的是一位瑞士调解人(也是一位南非调解人)。瑞士非政府组织也在幕后为和平而努力。 Keystone / Jean-marc Bouju

调解促和必然是一项需要谨言慎行的工作。调解人，尤其是非政府组织，不会过多谈论幕后发生的事情或他们可能不得不面对的道德困境。他们是瑞士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将在推动乌克兰和平进程方面发挥作用。

日内瓦人道主义对话中心(HD Centre)的高级顾问皮埃尔·哈赞(Pierre Hazan)在被问及他于9月出版的新书标题《与魔鬼谈判》时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当你陷入冲突时，就立即会有一种将对方非人化的倾向。我们遇到的冲突方不少都犯过战争罪。所以问题在于，你是否想从根本上控制区域和国际的不安全水平？你是否想稳定局势，帮助寻找解决办法？如果是的话，那你就需要谈判，而且不是与好人谈判。”

他说，这些人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可能并不是想要真和平。他们可能只是想利用你。

道德困境

此外，根据他的经验，调解人还面临其他道德困境。例如，在叙利亚，如果你帮助促成平民安全撤离，使他们免受伤害，但这可能有助于交战方实现种族清洗目标。在波斯尼亚，如果你负责从克罗地亚民兵看守的炼狱营地中挑选三分之一的囚犯释放，你会如何选择？

1993年，哈赞与一队人道主义工作者一起在莫斯塔尔(Mostar)附近执行了这项任务。他讲述了骇人听闻的营地环境，囚犯体重严重下降。他知道留下的人可能会死，营地军官非常精致利己，他们只想释放那些“毫无价值”的人(例如，在德国、奥地利或瑞士没有亲属可能支付赎金)。最后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营地军官突然拒绝释放任何囚犯。被派去接获释囚犯的大巴车空空离去。

哈赞说，这对他而言是一个道德转折点。他写道：“在那几天里，我意识到人会受道德责任感驱使，总想通过调整手段来实现目标，但这种责任感本身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甚至可能导致潜在的致命后果。”

和平调解的定义很广泛。“它基本上是指第三方进行干预，以便带来某种冲突解决方案，或减轻冲突对平民的影响，”哈赞说。例如，挪威和古巴帮助促成了2016年哥伦比亚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之间的和平协议。在中非共和国疫情大流行期间，人道主义对话中心通过斡旋促谈，让医疗队能够触达武装团体控制地区的平民，以便人们能够接种疫苗。

瑞士特色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安全研究中心(CSS)调解支持小组负责人西蒙·梅森(Simon Mason)表示，尽管挪威和芬兰等国家也将促进和平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但和平调解是瑞士的特色。他指出，瑞士联邦宪法第54条规定，瑞士应“促进人民和平共处并保护自然资源”。他还表示，瑞士这么做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其人道主义传统(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关)，“积极参与全球责任分担，瑞士的军事维和能力较弱，因此在民间促和方面付出了更多努力”。

致力于和平调解工作的瑞士非政府组织包括人道主义对话中心和国际和平组织(Interpeace)，二者像红十字会一样将总部设在日内瓦，也与冲突地区的所有各方进行对话，就缓解平民的苦难进行谈判。“日内瓦呼吁”(Geneva Call)组织与武装团体合作，敦促其遵守人道主义规范和原则。严格来说，这个组织并不是调解人。但正如其负责人阿兰·德勒特罗兹(Alain Délétroz)在2020年的采访(多语)中告诉瑞士资讯的那样，武装团体最终可能会准备坐下来谈判，“一旦达到这个阶段，日内瓦呼吁组织有责任为其他方让路，让武装团体与官方外交机构或其他合作伙伴取得联系，比如人道主义对话中心这样的机构有足够的能力和专业水平来建立政治谈判时间表。”

当被问及对瑞士冲突调解人的总体情况时，梅森说，答案取决于你是遵循广义还是狭义的调解人定义。如果你算上调解支持与和平促进，那么很多侧重于研究的组织也能作为调解人，如安全研究中心和瑞士和平基金会(swisspeace)。安全研究中心提供调解人培训，而瑞士和平基金会则提供调解支持，例如支持日内瓦的叙利亚民间社会和平动议(多语)。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GCSP)提供了关于和平建设问题的对话空间，而瑞士和平纽带基金会(Peacenexus Foundation)和科尔多瓦和平研究所(Cordoba Peace Institute)为世界各地提供建和能力支持。这些机构大多数都设在日内瓦，但安全研究中心位于苏黎世，瑞士和平基金会位于巴塞尔。

这些机构具有不同的专业能力，聚焦于不同的重点领域。同样在安全研究中心工作的和平进程高级研究员戈文达·克莱顿(Govinda Clayton)喜欢称之为“生态系统”。

例如，国际和平组织的目标是适应当地环境，“致力于推动长期和平共处进程，努力让不同社会和个人重新和谐共存”，国际和平组织项目高级主管蕾妮·拉里维埃(Renée Larivière)说。她以国际和平组织在肯尼亚的一个项目为例，该组织一直在与肯尼亚国家团结与融合委员会合作，监督该国与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接壤的曼德拉三角地带的停火协议执行情况。在这个地区，不同部族和不同社区之间的暴力冲突由来已久。她表示，通过设立地方停火监督委员会和地方调解人，和平得以延续，部族间关系也有所改善。

非政府组织可以在和平进程的各个阶段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挥作用。“非政府组织行动快速且灵活，但面对具有挑战性的政治冲突，往往缺乏开展持续调解工作所需的影响力或民主合法性，”梅森参与撰写的《2011年安全研究中心调解人分布情况报告》(2011 CSS Mapping Mediators)指出，“他们的核心优势似乎是在谈判前阶段，或在支持谈判和执行方面。”

调解促进乌克兰和平

目前人们心中最大的冲突是俄乌战争，当下尚无迹象表明俄乌双方准备回到谈判桌前。然而，调解人已经在幕后努力，试图减轻战争的人道主义影响。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调解促成了一项涉及外国公民的换囚安排。据报道，人道主义对话中心在《黑海粮食外运协议》的达成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使乌克兰的粮食能够运送到有需要的国家，特别是非洲。

安全研究中心的克莱顿近期参与撰写了一份关于冲突各方为何停止战斗的报告。该报告分析了1989年至2020年全球2000多份停火协议。报告侧重于研究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国家内部冲突，但克莱顿认为这对调停俄乌战争也有些许指导意义。

他认为，这项研究的主要发现之一是，停火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安排，这意味着停火协议的达成取决于主要问题的谈判进展。他还发现，如果各方在冲突的早期阶段无法就停火达成一致，那么就会很可惜，因为此后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才可能达成停火协议。

国际和平组织的拉里维埃表示，早在今年2月24日战争爆发前，乌克兰就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当地调解人网络，他们一直致力于帮助国内流离失所者(包括讲俄语的民众)融入当地社会。

她告诉瑞士资讯：“他们在当地所做的工作对于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社会结构、社会凝聚力和复原力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战争停止后，如果各个地方没有做好准备，或者当地缺乏调解人网络，那么冲突还会再次爆发。”

尽管乌克兰恢复和平似乎遥遥无期，但似乎已经有一些幕后工作相继展开，为实现和平做准备。

(译自英文：中文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