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担负起保护儿童的责任

为了让孩子们不再陷入困境，需要专家的介入 AFP

自2002年以来，瑞士针对儿童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增加了80%。真的有这个必要吗？这些政策既增加了父母的负担，也同时增加了政府的负担。从2013年新一年开始，制定措施的将不再是“门外汉”，而是各领域的专家。

警察在游泳馆内发现了一个5岁的孩子，并报告给监护机构。男孩说，他不想回家，不想与母亲和继父生活在一起，想住到自己爸爸那里。

此后不久，监护机关提交了“危及报告”，认为应从其家中将这名男孩单独接走。而由非专业人员组成的当地机关，在未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即刻将孩子安置在监护机构，并立即执行。

这并非偶然事件，伯尔尼州青年工作部主任Andrea Weik说：“非专业机关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往往干预过多，措施不当，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5岁男孩的母亲随后马上就被剥夺监护权提起诉讼，并重新获得抚养权。

糟糕的结果

另一个案例则表明，负担过重的政府容易产生疏忽：

伯尔尼小岛医院儿童保护小组不久前向州立青年工作部报告，一位母亲曾向医院的儿童急诊部表示，她怀疑自己的两名子女受到了孩子父亲的性侵。但怀疑难以得到证实，因为儿童小组通过与这位母亲的对话发现，她可能受到心理疾病的困扰。

相关监护机构以及儿童医生对这位母亲的印象也是如此，因为至少一年前，她就曾住院接受过精神病治疗。后来，她大概自行停止了心理药物治疗。尽管监护机构多次下达 “危及通告”，但没有任何机构因此采取看护或治疗措施。有人观察到，孩子的母亲经常产生幻觉，比如她觉得孩子们过于肥胖，于是只提供很少的食物。

尽管如此，其抚养权也未转移到监护机构。

儿童保护体系

应“瑞士基金会儿童保护项目”要求，科学家们就与瑞士经济社会条件类似国家的儿童保护系统进行了比较，参照国有澳大利亚、德国、芬兰、瑞典和英国。该项目的第二步，由瑞士专家组成的工作组将仔细研究，是否可将其他国家的经验用于瑞士。

科学家们的报告指出，现代儿童保护体系正在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是当危机发生时，要有足以胜任的紧急反应体制，对家庭危机进行干预；另一方面，应尽早识别危机人群，并采取预防措施，尽量避免使用紧急应急措施。

不再启用民事系统

直到2012年底，在瑞士的不少州，监护机构都是由民事人员组成的。有些是被选出的地方议员，有些是农民、面点师或会计，他们同时兼任监护员。现在，这种局面得到了改变，自2013年1月1日起，儿童及成年人保护事宜将由跨学科组成的专家进行抉择，他们都是些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教育学者和法律专家。

Andrea Weik对此表示欢迎，他认为，以上所提及的错误抉择，如果放在一个专业机关里，则基本不会发生。“比如说这个5岁的小男孩，专业工作组一定会仔细了解他的抚养环境，并勾勒出具体冲突的画面，搞清孩子不愿再和妈妈一起住的意愿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需要做出谨慎调查的，还有他与其父的关系。所能采取的最后一招，才是将他放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即使是第二种情况，也是一个专业机构的处理会更好，Andrea Weik说：“在做出‘危及报告’后，必须马上介入调查，看妈妈是否因精神疾病而丧失了抚养能力，甚至对孩子产生了危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专家才能对症下药，找出对孩子最好的办法。

儿童保护基金会

该基金会负责在儿童保护领域支持预防和训练项目。同时推动建立研究组，弥补了预防工作上的科学空白。该基金会联盟连接着知识界和公共及私人领域的儿童保护机构。

其成员有Oak基金会、瑞士联合银行Optimus基金会、联邦社会保险部门BSV。各州负责儿童、青年援助工作的代表为该联盟提供顾问服务。

儿童保护的国际比较

自今年1月1日始，瑞士开始实行新的儿童、成年人保护法，也同时开始实行新的儿童青少年促进法。之所以集中出台如此多的青少年政策决议，是因为近几年来，社会意识的提升，联邦社会保险机构青少年问题科学工作者Manuela Krasniqi说。

与其他国家相比，瑞士对孩子们的保护是更好还是更差？依照受到威胁的儿童人口比例列一个国家排行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Manuela Krasniqi说，因为并没有相关数据。不过瑞士基金会儿童保护项目发布的研究报告，对经济和社会水平与瑞士近似的几个国家，就不同的儿童保护体系进行了对比。

“对比研究显示，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实施的是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政策，特别是当家庭内有紧急状况发生时。而北欧国家，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德国等，他们比较重视早期就对家庭提供有目的性的援助支持，以防发生紧急事故，”Manuela Krasniqi说。

国际专家认为，这两者都很重要：一个协调的体系既有对家庭的早期帮助，也有专业组织，在发生较大问题时以政府身份介入。瑞士如今推行的新的儿童-成年人保护法正是在这两方面上，均有所改善。

(译自德文：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