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改寫人權定義
中國政府意欲推廣自己的人權理念，並期望聯合國體系迎合其威權統治。 這場較量正在日內瓦萬國宮的會議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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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在人權理事會高層會議期間，中國改寫全球人權定義的野心表露無遺。
中國前外交部長秦剛在向各國元首和部長發表演說時指出，中國將「堅定不移走順應時代潮流、適合本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
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從新疆到西藏再到香港，中國對內的高壓政策日益加劇，這引起了非政府組織和聯合國專家越來越多的關注，他們注意到這個世界第二大國對國際人權法的漠視。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兼職助理教授拉納·蕭·因博登(Rana Siu Inboden)說：“我認為中國希望聯合國被視為一個技術或諮詢機構，而不是真正具有道德權威的機構。”
近年來，在聯合國歐洲總部所在地日內瓦萬國宮舉行的會議上，中國外交官的演講也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對現有準則的蔑視。
他們說，聯合國的最高人權機構應該專注於“建設性對話”，避免一味“指責”，不要以人權問題為藉口“干涉他國內政”。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是“國際人權事業的里程碑”，今年將迎來75週年，秦剛在談到《世界人權宣言》時說，從大流行病到世界飢餓問題和氣候變化，最近的一系列挑戰讓我們思考「如何促進和保護人權」。
他給的答案是，呼籲更多的國家不要“照搬照抄別國模式”，而是要根據本國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具體國情、人民訴求，自主選擇人權發展道路”。 同時，秦剛強調了人權的“不可分割性”，這多少有些自相矛盾。
扭曲規則
中國人權學者和活動家、現任芝加哥大學客座教授滕彪說：“中國政府希望確保國際體系有利於威權國家。”
中國反對聯合國人權體系中的「特別程序」和「條約機構」部分。透過這些部門，獨立專家小組可以調查侵犯人權行為，並審查各國對其批准條約的執行情況。
中國已經簽署並批准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但只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意味著中國在法律上只受前者的約束。中國政府認為西方國家過於強調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並希望自己被視為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倡導者，然而中國在三月受到了負責監督該條約遵守情況的聯合國委員會的嚴厲批評。
耶魯大學訪問學者、國際特赦組織前亞太地區主任尼古拉斯·貝奎林(Nicholas Bequelin)說：「人權體系的主要內容包括制約準則、採納條約、提交報告，以及抽像地討論改進措施。中國政府希望削弱和取消咎責環節，避免特定國家被點名，避免被特殊機制制約。」
中國並不是唯一一個在聯合國利用其權力影響辯論和保護盟友的國家。例如，美國也經常反對針對以色列的動議。此外，其他國家 — 如不結盟運動(由120個未正式結盟的國家組成)的成員國 — 過去也曾提出過合作優先於對抗的觀點。但中國的策略卻有所不同。
貝奎林說：「任何國家如果其人權記錄受到批評，就會拒絕接受人權框架的合法性。不同的是，中國政府擁有外交和經濟手段，可以說服許多國家跟隨其路線，並在關鍵投票上與中國站在一起。」
外交和經濟影響力
最鮮明的例子就是去年10月中國在人權理事會上成功阻止了一場關於新疆維吾爾族人處境的辯論，聯合國在一份報告中稱中國政府的做法可能構成「反人類罪」。 雖然投票結果非常接近(19票反對，17票贊成，11票棄權)，但它開創了一個負面的先例，可能會讓那些希望在未來與中國對抗的國家望而卻步。
在2022年8月報告發佈之前，中國政府已在外交上全力爭取聯合國人權高專辦掩蓋這份文件。路透社報道稱，為尋求各國駐日內瓦的外交使團的支持，中國政府向他們發出了一封信函，意在敦促聯合國前人權高專米歇爾·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不要發佈新疆人權問題報告。在投票之前，中國與新疆政府官員在日內瓦舉辦了一場兩小時的記者會，對報告內容進行反駁。
作為十年前發起的「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部分，中國政府在世界各地的基礎設施項目上投入了巨資。專家認為，該倡議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個債務陷阱，使中國有能力影響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的投票。
同時，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記錄了中國外交官在聯合國場所騷擾和恐嚇活動人士和專家的事件。因博登指出：“這超出了正常外交的範疇。”
在聯合國的關鍵投票中，中國往往得到威權政府的支持，但同時也得到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支持。
「我認為，中國很會貫徹的一點是：始終堅持認為國際人權體系批評發展中國家的做法不具備合法性。中國也為那些成為批評對象的國家提供了保護傘，」貝奎林說。
西方價值觀
在聯合國，中國官員會避免公開說基於《世界人權宣言》的人權是西方的發明。但在國內，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並不忌諱使用這種說法。
「中國政府認為，人權、民主等理念來自西方國家，而中國有自己獨特的傳統和文化，自由民主理念不適合中國，」滕彪說，他認為中國政府的這種觀點「不合理」。
現實情況更為複雜。斯德哥爾摩大學人權教授漢斯‧英瓦爾‧羅斯(Hans Ingvar Roth)表示：「把《世界人權宣言》說成是一份西方文件是不公平的。」因博登指出：「《世界人權宣言》的五位主要起草人並非全都是白人男性，起草委員會的人員組成具備多元性。」事實上，起草委員會的副主席是一位名叫張彭春的中華民國外交官。
張彭春其人
張彭春(1892-1957)，字仲述，天津人。中華民國近代教育家、外交家。是南開大學創辦人張伯苓的胞弟。張彭春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教育博士學位，曾先出任南開大學和清華大學教授。
根據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的介紹，「張彭春1916年首次提出創辦南開大學的建議，被張伯苓稱為『南開大學的計畫人』」。
張彭春在抗日戰爭爆發後，開始從事國民外交，代表民間組織或地方參與外交活動。1940年起，張彭春正式擔任國民政府外交官。
根據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的記載：1946年，張彭春以中華民國正式代表身分參加聯合國大會第一屆會議，被任命為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常任代表，提出了創立『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案。 1947年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直接參與了《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
張彭春與《世界人權宣言》
1947年2月，由埃莉諾•羅斯福、張彭春、查爾斯•馬利克等人組成的小組開始起草《國際人權憲章》。 1947年3月，起草委員會規模得以擴大。 擴大後的起草委員會成員包括澳洲、中華民國、智利、法國、黎巴嫩、美國、英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等人權委員會成員國的代表。
中國人權研究會主辦的專題網站」中國人權網「在評價張彭春作為《世界人權宣言》起草人的主要貢獻時寫到：
早在人權委員會第一屆會議上，張彭春就強調：「中國的哲學思想和儒家學說，早已為歐洲哲人所傾服。19世紀的歐洲人民雖然走向狹隘之路，並以自我為中心，但經過 此世界大戰之後，人類應以博大的眼光來看世界性的大問題。」因此他主張《世界人權宣言》應融合中國的儒家思想與學說。
張彭春以自己的淵博知識和超群智慧對《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做出瞭如下幾個方面的傑出貢獻：1、提出整體起草方案，首先為《宣言》準確定性；2、堅持中國傳統文化，成功融入儒家思想；3、堅持人權的普遍性，解決有關人權來源的論爭；4、主張簡潔而易於把握的原則，使宣言具有嚴謹的結構；5、利用超凡智慧，創造性地打破僵局並化解矛盾；6、憑藉淵博學識，主導著起草過程中的話語權；7、重視經社文權利，提出彼此寬容及和諧社會理念；8、從哲學高角度思考問題，向世界闡述了人權觀。總之，張彭春對《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發揮了重要作用，並做出了突出貢獻，為西方學者尤其是美國學者所推崇。
羅斯說：「他的角色非常重要。這份文件的一些重要特點便源自於他的思想。」羅斯特別寫了一本書，介紹這位中華民國外交官對《世界人權宣言》所做貢獻。據羅斯介紹，張彭春當時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戰敗後遷往台灣。 他在宣言中融入了古代哲學元素。羅斯說：「他希望根據不同的倫理傳統來制約這份文件，」使其盡可能具有普遍性。
中國的替代性理念
貝奎林說：「我不認為中國政府有定義明確的替代人權理念。中國政府可能更傾向於掏空現有人權理念的實質，而不是提出與之競爭的理念。」他也說：「 實際的情況是，中國共產黨認為人權與其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不相容。」
在人權理事會上，中國並不總是如此坦率地表達自己的意圖。在2017年之前，中國從未主動提出決議。先前因博登也解釋過，提出決議是「塑造理念、準則和人權機制的主要途徑之一」。從那時起至今，中國已經通過了多項此類動議。 因博登說：「所有這些動議都包含削弱人權定義具體性、精確性和效力的理念。」其中包括「雙贏」或「互利合作」等措辭，這些措辭直接取自中國共產黨的戰略方針。因博登說：“這就好比川普政府領導下的美國提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聯合國決議。”
這一轉變反映了中國對自身實力的認知。過去三十年來，中國從一個處於美國陰影下的發展中國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希望在經濟影響力不斷提升的同時擁有國際政治影響力。
在前總統唐納·川普的領導下，美國退出人權理事會(2018年至2020年)造成的權力真空，習近平強硬的外交態度，以及由西方主導的、關注特定國家問題的動議不斷出現，都推動了這項改變。
對權力的把控
儘管人權理事會的決定不具法律約束力，但中國對人權理事會等論壇上的批評尤其敏感。專家認為，要重塑全球秩序和人權理念，中國政府需要在國內和聯合國機構中獲得合法性。
因博登說：「我認為，中國政府擔心在聯合國發生的事情或其他國家的看法會重新喚起國內民眾對中國政府執政合法性的質疑。由於中國政府並非選舉產生，因此民眾無法對其進行咎責，所以我認為中國政府對權力仍有一些擔憂。」因博登還表示，2022年11月，至少10名維吾爾族人因疫情封控措施無法逃離火災現場而死亡，這導致中國各地爆發”舉白紙”抗議運動，這些事實提醒人們，在中國穩定的表面之下，不滿情緒在悄悄積聚。 」
天安門抗議和屠殺事件的陰影可能仍然揮之不去。天安門事件後，中國經濟成長率下降，企業紛紛撤出中國，中國政府在國際舞台上失去了影響力。因博登說：“在特定條件下，國際批評確實可以透過影響聲譽或引發制裁來損害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
貝奎林說，在國際舞台上對中國人權記錄的批評“為中國部分民眾的[政治反抗]意願提供了合法性。中國政府擔心，現行人權定義在國內對廣大民眾很有吸引力。”
但可能還有另一個原因。 貝奎林說：「就聯合國體系本身和國際關係的處理方式而言，中國有著更大的野心。中國希望在聯合國內外開創一個國際關係的新時代，推動聯合國體系朝著更有利於專制政權的 方向發展。」要成功，中國需要其他國家的支持。 「如果中國背負著不好的名聲，如果中國面臨反人類罪指控，那麼這就會阻礙中國實現長期野心，即重塑聯合國系統，並廣泛變革國際關係的組織形式。”
聯合國關於新疆人權問題的報告發佈一年多後，聯合國機構內部是否會對其採取後續行動還未可知。在日前於日內瓦召開的人權理事會上，西方國家似乎還沒有做好新一輪對抗的準備，迄今還沒有提出新的動議來加大對中國的施壓。 同時，人權高專福爾克爾·蒂爾克(Volker Türk)冷靜地指出：“要打消人們對新疆問題的疑慮，中國政府必須採取有力的整改措施。”
(譯自英文：瑞士資訊中文部，編者：Virginie Man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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