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籍联合国人权官员成为祖国政府的打击对象
2020年，巴西人保罗·塞尔吉奥·皮涅罗(Paulo Sérgio Pinheiro)结束了25年来在联合国保护人权的工作。他在联合国人权侵犯监察系统中担任过一系列最敏感的职位，曾作过缅甸、布隆迪人权状况问题特别报告员，并且自2011年起就任叙利亚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主席。在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执政期间，他曾担任巴西人权部长。
然而很反常的一点是，他所面临的最大威胁竟然来自祖国巴西：皮涅罗被列入由巴西司法部长委托情报机构编制的一份名单中，其中包括对雅伊尔·波索纳洛(Jair Bolsonaro)政府提出质疑的教师、警察和社会名流，这些人被认为是参与了针对政府的“反法西斯”运动。一些人权组织谴责巴西政府发布该名单，认为此举会再次引发民众对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的恐惧，类似的活动曾在巴西军事独裁时期(1964-1985)出现过。
在接受瑞士资讯swissinfo采访时，这位联合国人权问题的老前辈谈到了过去25年的任职挑战、多边主义、受害者在联合国人权工作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他在巴西的处境。
以下是采访的主要内容：
瑞士资讯：在联合国不同职能部门工作的25年中，您认为该机构在保护人权方面到底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皮涅罗：纵观整个联合国体系，从联合国成立之初，人权就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核心内容。人权议题屡屡出现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决定中。联合国儿基会、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劳工组织等所有联合国机构都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保护人权。然而，在保护人权方面，日内瓦人权理事会所做的工作显得更为重要，该理事会自1979年以来一直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指导下，针对各国的人权状况和各类问题派遣特别报告员。
由于国际机构工作职能的局限性，您是否有过沮丧的经历？
只有人权侵犯的受害者，或者说是幸存者，才有资格感到沮丧。我们努力争取让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得到曝光，让侵犯者接受惩罚，但是联合国机构运转不畅让我们感到很懊恼。有许多人权侵犯行为和战争罪行持续时间长达十多年，联合国安理会的运转不畅意味着国际刑事法院无法审判这些罪行。对于战争的幸存者来说，这不仅令人沮丧，也算不上一个好的交代。
布隆迪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是您在1995年接到的第一份特派工作，当时各界确实期待您的任务能带来进展。最后成功了吗？
特别报告员无法一夜之间改变某个国家的状况。然而，随着多名特别报告员陆续被派往布隆迪，并在2016年之后成立了布隆迪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布隆迪的人权状况的确有所改善。 当地的民间社会组织以及政府人权官员感到自身更加强大。在我任职期间，我的最佳对话者是布隆迪人权部长尤金·恩多雷拉(Eugene Nindorera)，2010年下半年，他成为联合国在科特迪瓦和南苏丹的人权事务官员。
在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处于软禁期间，您担任了数年缅甸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您当时参与会见的情况如何？
缅甸是一个特例，因为它的军统政府希望与联合国人权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建立密切联系，甚至还接受了国际特赦组织特派团的访问。自2001年的前4年任期中，我可以进入我想去的任何场所和机构。但是，我和驻该国的其他联合国代表依然对缅甸的开放程度感到不满意，政府几乎没有体现出它的价值，后来那届政府被集体罢免。直到4年后的2007年我才重回缅甸，当时该国僧侣和民间社会组织发动了起义。
叙利亚战争已经持续近10年之久，您领导的叙利亚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积累了大量关于叙利亚危机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用来做什么？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不是法院，也没有参与政治谈判的权限。比如我自2011年以来任主席的这类委员会，都旨在调查和记录人权侵犯行为、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我们致力于保护叙利亚人民应该享有的知情权。
这是每年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三份报告的初衷，其中包括主题研究以及对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社会内部干预行为的总结。我们的数据库为几个国家的司法机构提供支持，帮助它们针对冲突中的人权侵犯者开展调查。叙利亚问题独立国际调查机制也使用了我们的数据，为有朝一日提起法院诉讼做刑事调查案件的准备工作。
您甚至在叙利亚战争伊始就谈到危害人类罪。这有朝一日是否还能成为有关国际进程的依据？
当然可以，我们由30名研究人员和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所提供的数据(是我们报告的依据)，以及我们在联合国机构内发起的干预活动，将能够为国际法庭(例如国际刑事法院和叙利亚法庭)提供证据。
2020年时值联合国成立75周年，有哪些成就值得庆祝？
值得纪念的事要比遗憾多。假设联合国不存在，国际冲突将更加激烈，人道主义危机将无法得到解决，经济和社会权利将无法得到保障。而且《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将无法得到履行，各项人权公约的内容将更加难以实现。布隆迪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助理布里吉特·拉克鲁瓦(Brigitte Lacroix)离任时对我说：“保罗，你将为受害者做些什么，这才是关键。因此，从幸存者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必要纪念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工作的中心。”
联合国和多边主义都处在十字路口，这在疫情应对工作方面有所体现。这个体系真的面临风险吗？
这场疫情清晰地暴露出：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都普遍存在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均和种族主义问题。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穷人正在变得越来越贫穷，穷人和赤贫者的医疗卫生状况不断恶化，这不仅体现为新冠肺炎患者无法得到良好的医护服务，还体现为该群体普遍无法享有健康权。
我不认为疫情过后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加团结，不会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欢乐颂，穷困潦倒的人也不会得到更好的医护服务。为此，至关重要的是，联合国成员国必须增加对联合国的政治和财政支持，而不是像对待世卫组织那样，切断对于联合国机构的资金支持。
在过去的25年中，身为巴西人是否对您开展国际工作有益？
法国驻巴西的一位前大使阿兰·鲁基(Alain Rouquié)在他的一本著作中说，拉丁美洲是“遥远的西部”地区，它的概念范畴与西方世界不同。由于巴西人属于这一范畴，因此他们的身份被认为相对独立。自1985年重建民主体制以来，直到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政府(2016年)，巴西被看作是诚实的调停人、可靠的谈判者。因为在这个良性时期，我们从不矢口否认国内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每个国家都希望与巴西同框合影，而针对迪尔玛总统发动的政变改变了这一切。 在人权理事会中，巴西始终参与制订最棘手的决议，例如关于同性恋、种族主义、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等方面的决议。我认为巴西的人权光环确实令我受益。
作为人权部长，对于巴西的认识与您作为学者和维权人士时期有何不同？
我目睹了巴西社会的很多“世界残酷奇谭”式恐怖现象，需要政府采取紧急行动来解决，假如奴役、性侵儿童、监狱酷刑、儿童卖淫网络、剥削家政人员、结构性种族主义等。在编写1期和2期国家人权方案让我了解了巴西真实的状况。我发现一个民间社会组织活跃于巴西所有的州，而政府行动则具有很大局限性。
就权利和公民身份而言，在21世纪初之初，巴西的状况如何？
在推翻罗塞夫总统的议会政变发生之后，1988年《宪法》颁布以来取得的所有进步都有倒退迹象。在人权方面，很难找到没有倒退的领域：对大都市周边地区黑人和年轻人遭处决的管控、环境保护、亚马逊丛林及当地人口的保护、土著居民保护、对恐同症的抗击、种族主义应对、解决经济不平等，等等， 一切都倒退了。更不用说人权外交政策，曾经所有联邦政府机构无一例外地强化了这种外交政策，而如今我们却不得不在这方面向美国点头哈腰，包括放弃捍卫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以及祝贺若干国家的极右翼势力上台。
您被列入巴西司法部编制的名单中，名单上基本都是质疑政府的人。您对此有何评价？
司法部把我列入“黑名单”，将反法西斯主义定为非法。能被列入名单，我本人倒是感到挺荣幸，其实大家只要去谷歌上查查我所主张的思想，我在巴西、联合国机构以及全世界的言论和行动，自己就会明白了。目前有动议主张恢复军事独裁时期可耻的政治间谍卷宗，这着实令人感到遗憾。
所幸的是，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在8月21日做出一项历史性决定，以9票对1票的表决结果，禁止司法部就某些公民的思想和行为编制报告，也禁止其传播。
总的说来，各人权条约的不断完善、对侵犯人权行为的调查，以及人权议程对人类历史发展有何作用？
准确地说，自从国家政权出现以来，就一直存在针对公民的暴力。因为国家政权是一个矛盾体，它既可以集中力量为人民服务，又对暴力机关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用于压迫人民。美国和法国的人权宣言都建议限制针对公民的暴力，并捍卫那些需要保护的人。最能体现这种精神的宣言就是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后续又有许多国际公约和条约对其进行补充完善，使得关于这种保护精神的表述越来越准确。
尽管出现了种种可怕的事件，但20世纪依然是民主体制得以巩固的最重要时期，而民主体制是到目前为止实现人权的最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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