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的新宪法之路给人无限启迪

2020年10月智利圣地亚哥，人们庆祝通过“新宪法公投”议案。 Keystone / Alberto Valdes

在一个民主社会，宪法是所有规则的基础，因此由谁制定、如何制定宪法就变得异常重要。在几十年的斗争中智利闯出了一条新路，令整个世界都备受启发。与此同时，它也吸收了瑞士、冰岛和委内瑞拉等其他国家的经验。

一直以来7月4日就是个重要的日子，它是美国的“独立日”。从今年起它还会成为民主历程上一座新的里程碑：“2021年7月4日早10时，周日，制宪大会的首次会议将于圣地亚哥的国会大厦召开，”智利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an Piñera)于6月底宣告。在30年后，大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1980年宪法将被全部推翻，新的制宪大会代表将由智利人民直接选出，一直到该程序的最后一步推出新法，选民都将是最终决定者。

一个国家的治理之道，主要是由宪法决定的。从历史上看，大部分宪法都是在特殊时期或危机四伏的情境下产生的，如面临着去殖民地化、军事政变或向民主过渡等。因此在已成型的民主框架下重新制定新宪法是非常少见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定居于圣地亚哥的政治学者Gabriel Negretto在1900-2015年间总共找到20多起类似状况，瑞士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制定了新的联邦宪法，且是在极其平和、包容的氛围下进行的。智利人也想如此。

令人吃惊的是，宪法对于民主是如此重要，却很少有国家重新制定宪法，特别当全世界对民主运行的方式和方法都越来越不满意时。许多人呼吁改革，甚至是宪法改革。人民的呼声虽然强烈，但很多国家对于修宪的规定却非常严苛，因而很难作出改变。

充满参与感的瑞士修宪程序

不过瑞士是个例外，它的公民可以直接建议修改部分或全部宪法。在瑞士只要有2%的选民(依据联邦宪法第138条)同意，就可以重新启动宪法立法程序。如果公民投票通过了这类动议，那么议会(直接)和政府(间接)就要去落实。最终新修订的宪法草案还要经由公民投票通过。美国的许多州也有类似由公民主导的宪法立法程序。

虽然世界范围内由公民投票决定修宪的情况层出不穷，但仅有少数国家允许公民提出修宪动议。

智利走出了独特的民主之路

正是因为智利现行宪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它的新制宪之路才走得颇为顺畅。2020年10月25日，逾78%的智利选民同意了由议会宪法委员会提出的重新制定新宪法的议案。选民们面对公投的第二个问题，又作出了直接选举制宪大会代表的决定，且规定男女数量要相等，原住民也要按照合适比例参加。

5月中旬智利人从1300多名候选人中选出了155位代表，并希冀他们能够改变现状：各政党候选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翼，都只获得微弱支持，所以他们不能投否决票。制宪大会的代表还是主要由独立的民众候选人组成。

智利人民赋予制宪大会明确的任务：“修复我们千疮百孔的政治体系，让我们的民主重焕生机”。虽然世界史上这样新的开始并不少见，但真正取得胜利的却是凤毛麟角。

从冰岛和委内瑞拉的错误中学习

大约10年前，因金融危机的暴发冰岛人民提议、政府启动了修宪程序：当时的政治参与度极高，2012年甚至发展为全民公决，但随后议会更迭，这样的政治成果也被搁置。就在几天前，最近一次要求作出具体改动的尝试也流产了。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民众积极要求变革，另一方面传统政党又担心局面失控，双方缺乏交流。危机一旦解除，原先的政治体系卷土重来，人们又丧失了广泛参政的可能性。

总统制国家风险更大，例如在委内瑞拉，那里法制与人民的愿望曾多次发生冲突。1989年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在委内瑞拉上台时承诺修宪，这是人民向往已久的。可惜在国会中他没有获得多数人支持，当时实施的1961年宪法也不允许召集修宪大会。然而这位新总统上任伊始就签署法令，希望通过全民公决为新宪法的制定扫清“法律障碍”。

并非“智利瑞拉”

智利反对修宪的势力，如传统媒体及右翼政党宣称智利的修宪是走在了委内瑞拉的灾难之路上，并因此称之为“智利瑞拉”。但他们错了。在委内瑞拉执政党掌握着制宪程序几十年，占据着超过90%制宪大会的议席；而智利制宪大会的代表非常多元，且没有一票否决权。

此外，制宪是智利人民的要求而绝非政府的建议。政治精英们曾长久缄默，但最终也同意走上一条新路，以平抚2019年底公众因地铁票涨价而突然爆发的不满情绪。

本周日7月4号，智利的制宪大会正式开启，这不仅是南部国家新的“7月4日”，更是为现代民主开启了新的篇章。

(译自德文：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