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民？
最近几年，瑞士的多项全民动议，都很难在现实生活中付诸实施。5月18日投票通过的“禁止恋童癖从事与儿童有关的工作”，也罗列其中。这项动议，影响的不仅是法制国家的建设，还有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任。
“不要让恋童癖与儿童接触，这所有人都同意。但问题是：这项动议是一项针对因恋童而被判刑的人，自动实施、不可违拗的职业禁令。它有违‘酌情处理’原则，而后者是我们海尔维第亚宪法的基石”。
前联邦法官Claude Rouiller解释说：Marche Blanche联合会提出的倡议，在实施过程中与宪法宗旨有违，“就好像是人的身体，每个部分都要做出适应”。
“为了确保酌情处理的原则，我们必须顾及2点：保护国民-这是民主国家的基础；还有维护秩序”，Claude Rouiller解释说：“我认为，任何没有赋予法官顾及犯罪总体情况及罪行轻重的自动化判决程序，都是有悖于酌情处理原则的”。
他还认为，“即使是怀有愤怒和畏惧的情绪，也不应该对犯过罪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既无可能也不公平。有研究显示，部分恋童癖是可以治愈的”。
重要性？
和Claude Rouiller一样，在投票前对该动议持反对态度的专家也指出，这会伤害国家的法制。然而这是一个比较“难于理解”的论据，而且在专家层面，也存在分歧。
律师、提契诺州的前检察官Paolo Bernasconi支持Marche Blanche的草案，并且坚信，这并不会伤害到酌情处理的原则。“被判刑的恋童癖，只是不能从事某些职业。对我来说，与保护儿童和受监护人免受恋童癖侵害这样的目标相比，这样的法律限制太少了，”被推选为Marche Blanche主席的他说。
但是，这样的职业禁令已经写入修订后的刑法，去年秋天议会才刚刚通过。不过这样的禁令不是自动实施的，而是要由法官因情况而定。
Bernasconi的观点是，这样的措施必须自动实施。“实施某种职业禁令，这种可能性早就写在1942年的刑法里了。但法官却很少采用。因此立法机关必须介入。这并非不信任法官，而是要在立法上起到保护社会的作用”。
国家法大于国际法，瑞士最近的几项政治活动，一直在尝试触碰这样的底线。有人甚至倡导，退出欧洲人权公约。
瑞士人权职能中心主任Walter Kälin认为，瑞士要么遵守施特拉斯堡人权法庭的判决，要么退出欧洲委员会。尽管退出公约不会带来很大影响，因为瑞士本国法律基本与公约一致，但这会带来与欧洲委员会的长期龃龉。
对制度的信任
最近几年的政治论辩总是受到司法界的左右，这把国民搞得有些糊涂。他们总是要不得不面对实际上很难得到实施的动议。例如2004年针对性侵、暴力等重刑犯的动议，以及2010年通过的、将犯罪外国人驱逐出境的动议。
“立法和司法机构陷入两难：一方面要接受、贯彻国民的意志；另一方面还要遵守国家的法律体系，”联邦司法局前局长、公共法教授Heinrich Koller强调。瑞士的司法机构既要正确“解读”，国民到底要什么，也要考虑到，斯特拉斯堡最高人权法院，会有什么反应。
Koller说，长此以往，国民会逐渐丧失对本国体制的信任，“如果国民意识到，自己的意志并未得到贯彻，那么今后就很难对政府、议会和法庭产生信任感”。
这其中政治家要负一部分责任，因为他们“没有讲清楚，有些动议是非理性的，有些根本不可能得到实施”。他们与国民拉开了距离，而且没有向国民清楚地介绍国家宪法的基础价值观，以及法治体系。
直接民主的界限
前联邦法官认为：“动议制垄断一切，这不由让我想到，会不会削弱我们的机制？这令我恐惧，因为我们就此陷入了‘人民永远是对的’这一教条中。这是不对的，如果我们让人民制定法律，那我们就是在拿国家调控和国家权威冒险，这是与民主对立的，是不能得到接受的”。
律师Bernasconi对直接民主的缺点也有所顾虑：“有些动议试图用简单方法解决重要问题，但却回避了问题的复杂性。这样就有必要成立一个法庭，完全的中立、无党派，专门负责在宪法层面检查动议的正确性”。
这种说法其实在近几年屡见不鲜，但谁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呢？议会，法官，至今为止，各党派还没有顾及到这一问题。
(转译：宋婷)
符合JTI标准
您可以在这里找到读者与我们记者团队正在讨论交流的话题。
请加入我们！如果您想就本文涉及的话题展开新的讨论，或者想向我们反映您发现的事实错误，请发邮件给我们：chinese@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