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人高喊：判他“死刑”
20世紀初面對無政府主義難民在客居國的胡作非為，瑞士令人吃驚地保持著長期冷靜的態度。然而這一次，鮮血讓他們忍無可忍：1907年在蒙特勒(Montreux)發生的銀行搶劫事件，兩名俄羅斯人先後槍殺了一名銀行職員和一名路人。 “判死刑！”瑞士民眾吶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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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9月18日的早晨，在日內瓦湖畔的蒙特勒上演著一出追捕戲，就像電影院里新上映的黑幫電影一樣。
兩個男人急沖沖地跑過Kursaal大街，“抓住他們，抓住他們！”行人叫喊著。郵差 Auguste Vuilliamoz成功地將一人撲倒在地。另一個則跑掉了，“像兔子一樣”，目擊證人說。
城市裡的槍聲
公證員Jules Favre勇敢地攔在路中央。然而逃犯掏出左輪手槍一槍打在了他的腿上，隨即跑掉了。理髮師Georges Bär從沙龍里衝出來，但他的狀況並沒有好多少，也被射傷了。
在Schopfergasse小巷裡，馬車夫Octave Pittet截住了正在逃跑的陌生人。一聲槍響，一聲哀嚎。 Pittet倒在地上，肚子中了一彈。鎖匠Alfred Nicklès毫無懼色窮追不捨，好在不幸中的萬幸，他只是被子彈擦傷。
警察終於趕到，在Terribilini太太的雞窩前逮捕了逃犯，那時他的子彈已打光。
在警局，兩位嫌犯保持著頑固的沉默，儘管警察確信，他們就是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而與此同時，蒙特勒銀行職員Oskar Gudel的屍體正躺在一大灘血泊之中。
目擊者稱，劫匪拿出5馬克的紙幣要換錢。當Gudel數錢的時候，近旁的劫匪朝他的腦袋開了槍，另一個則撲向打開的保險櫃、把紙幣塞到袋子裡，然後掛在脖子上倉皇逃竄。
銀行行長在接到電話報告後，完全驚呆了：“可憐的小伙子”，他悲傷地說，眼中含著淚：“可憐的Gudel！多麼可靠的一個年輕人吶！”
要求直接處死
兇犯於當晚轉送至洛桑鑑別身份。警察“使出渾身解數”才在幾百人面前保全他們，因為當地民眾威脅說要將其私刑處死。洛桑民眾同樣群情激憤，他們甚至遷怒於保護嫌犯的警官，對警察也動了手。
“就像在俄國一樣，”第2天《自由報》(La Liberté)以此為題刊登了一篇披露案件細節的文章，並附上逮住其中一名案犯的郵差的採訪描述。 “一個看上去很可疑的傢伙，長著一張黑社會的臉，正從街對面朝我這個方向跑過來。我毫不猶豫就衝上去堵住了他。其他目擊者趕上來才向我解釋都發生了些什麼。一位手持鐵棒的工人被這個無恥的搶劫犯激怒了，想動手打那個傢伙。我必須把他拽到一邊兒，才能讓他冷靜下來”。
晚報對嫌犯的身份予以了確認，他們確實是俄國人。其中一位承認，他叫Maxime Daniekoff。另一位自稱是Paul Nilista，也就是開槍的人。警察當時並沒意識到，自己被愚弄了，因為Nilista就是改寫的“Nihilist”(虛無主義者，或稱虛無黨)。虛無主義者追隨著一種在俄國流傳較廣的政治-哲學思潮，拒絕服從國家、教堂和家庭的權威，倡導自由化、無神論社會。
人們從報紙上讀到，這兩位是“陰險的犯罪分子”，精心策劃了搶劫，並且是真正的職業罪犯。在他們身上發現了金子、錢，一把匕首，現代化的手槍、彈盒和子彈，以及每人一個準備裝贓物的袋子。
第二位犧牲者
憤怒的聲音響成一片。據《自由報》報導，劫匪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的目的是要廢除秩序和法律”。馬車夫因傷致死的事實，激起了民眾的強烈憤慨；媒體對受害人的描述極其詳盡，也起到了同樣的效果：
“他張開的嘴巴，似乎還在發出垂死的咯咯聲；那半睜的眼睛，依然能夠讓人讀出驚嚇；還有那顯而易見的傷痕，或多或少再現了當時的悲劇”。
因喊叫而死
面對手槍的威脅，銀行職員Gudel曾高聲叫喊。罪犯因此開槍了。 “身受重傷的Gudel又喊了第二聲，出於疼痛和驚嚇，他嘗試靠在櫃檯上。就在此時，他的下巴上方、耳朵旁邊挨了第3槍，致命的子彈穿透了他的腦袋。”
這樣的罪行，在俄羅斯時有發生，瓦萊州的《La feuille d’avis du Valais》報紙解釋說：“(瑞士的)人們已經習慣於看到這樣的短消息，根本就不會在意，因為那些都是在一個遙遠的國度發生的。然而這次，悲劇不是發生在俄羅斯，而是在瑞士，就在我們身邊，在蒙特勒。”
人們不禁自問：作為無政府主義者的“試驗田”，讓這樣的罪行肆虐，瑞士還能忍耐多久？ “對這樣的搶劫犯來說，死刑是罪有應得。我們不應該讓俄羅斯的恐怖主義者有這樣的感覺：他們可以在給他們提供避難權的國家，即使犯下血腥的黑幫罪行也能夠不受懲罰、全身而退。”
也有較為審慎的聲音
這種鏗鏘有力的訴求一呼百應。在罪犯被投往沃韋監獄的路上，憤怒的人群高呼“死刑！死刑！”石塊投在載有犯人的車窗玻璃上，發出碎裂的聲音；發怒的公民用拐杖擊打罪犯。
雖然基督-社會黨的報紙《 L’Essor》警告說，“排外風”會影響到言論自由和政治避難權，它提出“強大的民眾……不必排斥外國人，而是要讓他們融入，至少也要影響他們”。
人們應該給外國人提供免費課程，講述“我們民主的起源和原則，還有社會和個人的道德基礎以及我們文明的基石”。
然而大部分人還是有不同看法：在很短的時間內，沃韋就成立了自衛隊，用於保護地方的寧靜和秩序，並向警察提供幫助。 “我們要汲取沃韋的教訓，”《La Liberté》反思說：“要讓所有的歹徒們都知道，我們受夠了他們的衝動和暴力，這很有必要”。
終於確認
罪犯的口供漏洞百出、謊話連篇。然而警察還是漸漸摸清了“Nilista”的底細。他叫Nikolay Divnogorsky，26歲，已婚。因為他是托爾斯泰的狂熱追隨者，所以朋友們都管他叫尼古拉·托爾斯泰。
其母在俄羅斯提供的證詞說，他的兒子曾去農村和農民們生活在一起，動員他們搞革命。之後他衣衫襤褸地回家了，聲稱要去學農。然後就消失了，幾年下來音訊全無。
不知這位母親是想保護自己的兒子，還是消息太不靈通。 Divnogorsky實際上是聖彼得堡獻身於“用行動宣傳”的革命基層組織的聯合創始人。該組織成員主要搞暗殺，並通過搶劫和敲詐取得的資金進行革命鬥爭。
好演員
然而Divnogorsky的身份被密探發現，他被關入了臭名昭著的彼得堡堡壘監獄。他在那裡裝瘋賣傻，直至被送入醫院。然後在同伙的幫助下逃往國外。
他的母親稱，當Divnogorsky還是孩子的時候，就經常頭暈，之後罹患神經衰弱，這是一種在19世紀頗為流行的病症，其表現為抑鬱性疲倦，類似於今日的過勞。
在瑞士被拘禁期間，他總說自己出現了幻覺。但給他進行檢查的精神病科醫生卻得出這樣的結論：他非常健康，且具有百分之百的行為能力。
法庭上的懺悔
1908年5月開庭。 Divnogorsky的同夥宣稱，他是製表的，名叫Maxime Doubowsky。兩名被告異口同聲，稱他們只想搶劫銀行，然後把錢送往俄國支援革命，他們從未想過會殺人。
“是槍走火了，我喪生了理智，”Divnogorsky申明：“我真誠地為那位年輕收款員的死表示遺憾。”然而這樣的悔恨無濟於事，他還是因蓄意謀殺被判處終身監禁。 Doubowsky也被判入獄20年，雖然如實所述，他並沒有在搶劫時使用暴力。
在監獄裡，Divnogorsky企圖自殺。 “起先，他從地牢的樓梯上摔下來，卻連一點小傷也沒有”，《L’Impartial》報導說：“之後，他又想把自己掛到牢房欄柱的柱腳上懸樑自盡，但他被及時地解救了下來。”
入獄7個月後，他終於成功地把他的床墊點燃了。 “看守再次阻止了悲劇的發生，但燃燒所釋放的毒氣卻導致Divnogorsky肺部感染，也造成了他的死亡”。 1908年12月13日報紙上的一則短消息，將此舉稱之為《悲劇的後記》。
歷史上，瑞士曾多次發生政治暴力事件，其數字遠遠超過人們今天的想像。瑞士境內的首例恐襲事件是針對奧匈帝國伊麗莎白皇后(又稱“茜茜”)的。 1898年，她被無政府主義者Luigi Luccheni用銼刀刺死。 “茜茜”是無政府主義者在瑞士實施恐襲的首個、但並非絕無僅有的犧牲品。 20世紀初，瑞士經歷了一系列恐怖主義暴力事件。無政府主義者襲擊蘇黎世的銀行、警察局、試圖炸毀火車、並勒索工業家、實施爆炸事件、刺殺政敵。
大多數兇手來自國外，如俄羅斯、意大利、德國和奧地利，他們在瑞士獲得了政治避難權。只有一小部分兇手是瑞士人，也大多和國外的無政府主義者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暴力分子所引發的恐慌往往遠超實際產生的破壞。有的兇手非常拙劣，甚至在製造炸藥時不小心炸飛了自己。
無政府主義者發動的暴力事件是瑞士面臨的重要政治挑戰。瑞士採取了驅逐和嚴加立法的措施。所謂的《無政府主義者法》在1894年加強了對使用炸彈犯罪行為的懲罰力度，並提出對預謀犯罪也予以法律制裁。
但與此同時，瑞士依然拒絕嚴化《難民法》，該《難民法》為政治逃亡人士提供了慷慨的庇護。
(翻译：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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