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儿基因检测，进入瓶颈界限

Keystone

对试管受孕的胚胎在植入母体前进行基因检验-这在瑞士是违法的。瑞士应该是欧洲最后几个尚未对此项医疗技术开绿灯的国家之一。今年6月递交的修改法中，相关法规在国际比较中依然很有限制性。在直接民主制度下，立法过程受到严格监督。

试管受精、人工流产、对胚胎发育进行干预：这些都会让父母受到情感上的冲击。瑞士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比其大多数邻国在10年、15年甚至是20年前的法律还要谨严-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各方的共识成为必然。

要点信息

植入前遗传学诊断(DPI)是指对试管受精的胚胎在植入母体前进行基因分析。它可以查出胎儿患有的严重疾病，也会促使父母做出不植入胚胎的决定。

尽管目前尚被禁止，每年在瑞士求助于植入前诊断的夫妇还是达到上百对。如今，他们可以选择放弃这项诊断，也可以选择出国检查。随着医疗辅助生育法条的修改，这种状况可能会发生改变。2013年6月初，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修改法议案，建议草案允许在瑞士进行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因为植入前诊断的批准牵扯到对宪法的修改，所以它必须经过全民投票。

同其他欧洲国家的法规相比，瑞士修改法草案的规定依然太过严肃。只有在“婴儿极可能患有严重遗传疾病时”，父母才可以求助于植入前诊断技术。所有其他情况下的应用均属违法。但同时，培育胚胎的数量上线从3个增加到8个。

另外，若新法生效，将胚胎冷冻以备今后妊娠将成为可能。目前，瑞士禁止冷冻胚胎，如果植入失败，必须从试管受精开始从头做起。

植入前遗传学诊断(DPI)在瑞士一直被禁止。欧洲范围内，只有奥地利和意大利的态度同瑞士一样坚决。

不过，情况也许很快会有变化。自90年代末以来，多个呼吁改变的动议被提交给议会。议会最终于2005年接受了一项议案，督促政府改变瑞士在植入前诊断上的空白状态。

在国民院，没人会忘记生态学家Luc Recordon感人至深的发言-这位绿党议员天生患有Holt-Oram综合症，身体残障。他曾这样呼吁议会同仁们：“很多孩子和我一样，如果可以选择，宁愿不来到这个世上，我以他们的名义在这里讲话。”2009年，第一份修改法草案被否；8年后的今天，法律修改草案再度进入议程。

如今已变成联邦院成员的Luc Recordon始终如故地支持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的推行。尽管在他眼里，新修改法草案的限制性依然过强，但是他明白，要想在全民公决中获得大多数的支持，一定程度的妥协是不可或缺少的。

“66%的人会投赞成票”

 “在瑞士，有几派人士对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持反对、至少是怀疑的态度，”议员Recordon分析道：“他们中有原教旨主义的天主教徒，但也有新教教徒。社会民主党和绿党中也有些人担心该技术会在优生的名义下被滥用。

另外，还不能忽视残疾人-主要是智障人士-的维权组织。他们认为，尽管这样会减少残疾儿童的数量，但是那些因父母选择继续妊娠而出生或因事故致残的残障儿会更加感到孤立于世。”

弗里堡大学神学院教授、国家伦理委员会成员、哲学家François-Xavier Putallaz也强调，在直接民主的背景下，努力达成让各方接受的折中办法至关重要，他说：“我觉得瑞士是唯一征求公民对此看法的国家，因此必须找到‘最小公分母’下的妥协；在别处，都是议会做决定，得到多数的支持更简单一些。”

因为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的批准涉及到修改宪法，所以它必须经过全民投票。“投票结果将会是66%赞成，我打赌，”François-Xavier Putallaz预言道，他很清楚自己将站在少数阵营一方。

优生学之范畴

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术自存在以来，就一直是备受争论。和当年的人工流产问题一样，是各界辩论的焦点话题。
 
在其支持者看来，植入前诊断技术可以为那些难以照顾严重残疾儿的家长避免不必要的痛苦。而其反对者的批评则围绕伦理角度展开，他们认为，通过植入前诊断，人们不仅狂妄地把谁生谁死的权利攥于手中，而且在创造多个胚胎时，就明知要人为摧毁其中某些个体。
 
有些人还担心优生技术将失去医疗前提，而被滥用。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想象，未来人们不仅可以选择子女的性别，甚至还可以选择他们眼睛和头发的颜色。

“湿滑的斜坡”

对这位哲学家来说，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到底哪里让人无法接受？主要是因为“它就好比一个湿滑的斜坡，一旦迈出第一步，就会再也刹不住车，一直冲向我们想要避免的沟底。”Putallaz形容道。通过观察西班牙或法国等其他国家的法律修改进程，François-Xavier Putallaz注意到“法律防线”可谓“节节败退”。瑞士也必然难抵如此趋势。在Putallaz眼里， “对这种状况的抵御，来自人道主义的根源。”

他还另举一例：瑞士禁止“救命手足”的做法，这些试管婴儿要同其患病兄姊具有免疫相容的细胞，他们的出生是为了向兄姊提供干细胞治病。禁止的结果就是，“不能在瑞士求助于该项技术的父母跑到法国、比利时或意大利。只有具有经济实力的人才能承担这样的费用，这种状况客观上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就像我们以前知道的关于人工流产的例子，迫于医疗旅游的压力。瑞士最终还是要妥协。”

站在支持阵营的Luc Recordon也认为情况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他觉得这次法律修改的策略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想在投票中获得胜利，就要谨慎行事。在为此争取了几年之后，我们能够做到避免医疗技术的滥用。至少那些因为担心植入前诊断被滥用而反对的人们大可以放心。到了只有原教旨主义者反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向前再迈一步。”

漫漫“法”路

1978年，第一个试管婴儿Louise Brown在英国出生。从此之后，试管受精技术成全了大约500万人的出生。

1985年，瑞士第一个试管婴儿在洛迦诺诞生。同年，一项要求人类胚胎从受孕起就应受到保护的反人工流产动议被否决。

1985年，为了严控试管受精和基因操纵技术的运用，消费者杂志«观察者»(Beobachter)发起了另一项公民动议，他们对上述技术在优生学上的应用心存顾虑。

1991年，«观察者»(Beobachter)杂志的动议发起者由于满意政府提出的折中提案，而收回了他们的动议请求。政府的策略是：与其禁止医疗技术的积极运用，不如预防其消极的滥用。

1992年，政府草案通过全民公决，再此基础上产生了如今联邦宪法中涉及医疗辅助生育及人类基因工程的第119号法条。

1992年，在宪法第119号法条生效之初，生命维权人士就发起动议，希望完全禁止试管婴儿。作为回应，政府对新法条进行了具体定义。

1998年，议会通过关于医疗辅助生育的新法。

2000年，反对试管婴儿动议在全民公投中被高达70%的反对率彻底击碎。

2002年， 又是70%瑞士选民投票通过了关于人工流产的期限规定。在此之前，怀孕妇女只有出于医疗原因才能够人工终止妊娠；但自此之后，女性在怀孕头12周内有选择人工流产的自由。

争论才刚刚开始

为了向前的这一步，很多医生已经等待了多年。Dorothea Wunder是洛桑沃州医科大学住院部生殖医学的主治医师，她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在2009和2011年的两次法律审议程序中都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但好像没人听进了我们的话。”

她当然支持修改法草案带来的新突破，比如，冷冻胚胎合法化-这可以避免在第一次植入失败后，又要一切从零开始的局面。但她认为，限制每次培育胚胎的数量(无植入前诊断时为3个，有植入前诊断的情况下为8个)十分荒谬。临床决定应该以医疗目的，而非规章制度为出发点。对于求子路艰难的夫妇来说，植入前诊断也能够帮助孕程顺利结束。

女医生Wunder说：“最让我关切的是多胎妊娠。为了保险，我们通常在母体内植入两个胚胎，当然我们也知道怀双胞胎的风险性。如果能够冷冻胚胎，我们很多情况下就可以只植入一个胚胎，而且不会降低受孕的成功率。不过，实行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时，我们并不一定能够在8个胚胎中确定哪一个最有可能成功地发育成熟。”

Dorothea Wunder和她的医生同仁们为新法提案的再修改继续努力着。“如果新法以现有的形式生效，我还是会建议我的病人出国进行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新法下，双胞胎妊娠的比例还将一直非正常地持续居高，后果即新生儿的患病率和死亡率上升，这会为公共医疗体系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这点不能被忘记。”

(译自法文：郭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