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当地人，开展发展援助工作也不容易”
西方社会在贫困地区开展的援助项目实施起来举步维艰：一位在非洲乡村长大的瑞士人和一位赞比亚女性在非洲承担起一份发展援助工作，一部纪录片对他们进行了跟踪拍摄。事实证明，尽管有着当地溯源的优势，还是困难重重。
从小在喀麦隆长大的瑞士人Thomas Furrer和他的赞比亚妻子Gladys在赞比亚北部一个偏远村庄经营着一个农场，这是一个由当地酋长发起的发展援助项目，寄希望于这个农场能为当地人提供就业机会，并推动经济发展。
这对夫妇得到来自瑞士的财政支持，慈善家Cornelia Gantner不仅支持该项目，还作为导演拍摄了一部关于Gladys的记录片。
在接受瑞士资讯swissinfo.ch采访时，Gantner以她的电影为素材，解释了为什么就算是让当地人从事发展援助工作，也同样需要很大耐心。
Cornelia Gantner是一名记者，丈夫是瑞士企业家Alfred Gantner，Alfred Gantner因为创建Finanzimperiums Partners Group金融集团而成为亿万富翁。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夫妇俩都很热衷于慈善事业，并在赞比亚成立了一个基金会。2006年开始，他们与一对瑞士医生-托马斯的父母-一起，在赞比亚农村地区开设医院并培训医务人员。
swissinfo.ch：在全球南方，活动家们正在设法摆脱“白人救世主”的殖民主义形象。 您能从#NoWhiteSaviors(白人救世主)的辩论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吗？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Cornelia Gantner：我并不把自己看作是发展援助项目的工作人员，我生活在瑞士，帮助当地人开发援助计划。
我确信利用“当地人的头脑”是关键所在，一定要与当地人合作，否则很难开展工作。我和我的丈夫用我们的经营理念和资金辅助这些项目。
您纪录片中的女主人公Gladys是赞比亚人，她讲当地语言，熟悉那里的文化，也是在穷苦的条件下长大的，尽管如此，她还是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您怎么看？
非常有意思，这更加显示出发展援助工作的巨大挑战，就算是一个更知道怎样做才能有进展的赞比亚人，也不能轻而易举地说服当地人，拿出行动配合工作。
Gladys是赞比亚人，但却是一个特殊的赞比亚人，她能放眼未来，从这一点上，她与当地民众有着根本的区别。
而Thomas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他的父母作为医生几十年来一直在从事发展援助工作，Thomas从父母的经验中领悟到，变化是需要时间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更有耐心，不会轻易灰心丧气的原因。而对Gladys来说，这是她首次接触发展援助工作。
作为一个本地人，Gladys和西方的发展援助人员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懒散的当地官员拖延了办理建筑许可的时间，因为当地人不积极配合而令项目泡汤……这些都是体制问题吗？
这里有体制、文化、心态等各方面的原因！这是个根本问题，我们不能期待一个良好的援助项目就能让一个国家忽然运转正常，或者当地人的工作态度一下子就有所改观，重要的是，首先必须接受那里的现实情况。
“如果想要达到系统上的改变，不能只靠施舍。”
双方都存在偏见：Gladys成为求助对象，因为她有一个白人丈夫-这让她非常烦恼。
我认为这也不能怪当地人，如果我们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挣扎，不知道下个月是否还有饭吃，孩子是否能活下来……就能理解这些人不会放过任何求助的机会。所以最简单的，就是找Gladys，并希望从她那里得到帮助。
我相信Gladys会伸手相助的，但我们在Chewe进行了一次试点：从一开始就让当地人知道，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我们的目的是，让当地人一步一步地参与到项目中来。我非常钦佩Thomas和Gladys，能一直坚持这个原则，让Chewe人在可能的情况下，付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我在那里也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人们经常向我开口求助。每个人都有需求，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长期的规划，达到系统上的改观非常重要。当然肯定会有特殊情况和紧急状况，需要马上出手相助。但是如果想要持久地在系统上改变，不能只靠施舍，而必须带领民众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酋长想从农民那里免费得到鸡蛋，按照当地的文化，这是理所当然的，是否应该向他们解释，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我们看来，酋长应该在他的村子里受到尊重，当然他希望得到更多的认可和重视。
但是这也要掌握一定的分寸……这就需要“有感觉”了，Thomas的路子是对的-他瞄准的也是系统改观，让人们看到：如果不配合、不付出就不会有任何进展-酋长也一样。既然是酋长找来了Thomas和Gladys、组织了援助、为村民提供了土地，他就应该得到报酬。
但是酋长还希望得到更多，那我们就不能再让步了，否则就成了贿赂，我们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
这部纪录片给人留下了一些负面的印象，学校也并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许多女孩子怀孕了，也没有女生能考上中学，问题出在哪里？
影片在第一个学年之后结束。期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看到一场革命，是不现实的。学校能够建成就已经是个不小的成功了。
许多十几岁的女孩子怀孕，与缺乏性教育有关，但那也是因为女孩们对未来缺乏展望。我在Chewe遇到过一些年轻的男孩子，他们付出很大的努力完成了学业-但现在依然在村子里当着农民。因此，要说服一位父亲支持女儿上学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Gladys无疑是一个好的榜样。
“我的经验是，改变现有系统的同时，会伴随一些负面的影响。”
电影中有一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一个家庭买了一台电视机，原本在外面尽情玩耍的孩子们，有了电视之后，却喜欢坐在电视机前……这种从西方带过去的东西，真的都是好的吗？
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我们觉得现在的人过多地沉浸在电子产品的使用中，认为这样不健康。但是影片中Nonga一家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孩子们在学校必须讲英语，许多孩子跟不上课程，是因为他们必须用外语上课。所以Nonga先生说：“有了电视，孩子们的英语水平提高了。”
当然，来自西方的东西并不都是有用的和好的，谁都希望他们不要受到消极的影响。但我们必须相信这些人的生存能力，相信他们会做出自己的抉择，在变化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尽可能地利用当地的资源，才能取得长远的进步。”
我在过去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经验是，改变现有系统的同时，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随之而来，比如，曾经有个村子有了良好的发展，但村民忽然有了钱，生活富裕了之后，艾滋发病率升高了。因为钱没有用到教育上，而是用在了别处。这些都是必经之路，村里需要有一两个模范家庭，有明智的头脑，知道怎么用钱，怎么省下钱来，买一台摩托车并将农产品送到市场上去卖。如果一个村子里有那么几个聪明人，体会得到改变的好处，就能给其他人起到带头作用。我们要有耐心，适应新环境需要一定的时间。
拍摄这部纪录片或者为基金会工作，是否改变了您对发展援助工作的看法？
我一直认为，发展援助工作必须是在与当地人合作的基础上进行。来自西方或者工业国家的投入越少越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当地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这样才能取得长远的进步。我们一直按照这个原则工作，没有变过。
通过拍摄我深深感受到援助人员的不易：他们每天要面对那么多挫折，需要无数耐心才能重新打起精神。
影片讲述了Thomas如何帮助村民建了一座桥，但后来没有人愿意负责维护这座桥，以致于最后这座桥陷入了失修状态。为什么这个社会缺乏责任感？
也许是因为生活在当下，生活在这里的人，生存耗尽了他们太多的精力和能量，以致于他们没有力气长远地思考未来。
这个“为什么”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为什么，那么发展援助工作可能会更有成效，因为那样我们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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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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