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危机是史无前例的三重危机”

Thomas Zimmer 是弗里堡大学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国际健康政策专家。 zvg

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从历史角度来看，到底有多非同凡响？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力不从心？从以往的经验中我们能学到什么？历史学家Thomas Zimmer就全球健康政策接受采访。

瑞士资讯swissinfo.ch：700万感染者，40万人死亡：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让全世界窒息，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危机吗？

Thomas Zimmer：历史学家喜欢用反思的方式对这样的结论持怀疑态度，但是对这次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却不得不承认这种说法。

多大程度？

新冠病毒让我们面对的是三重危机，而且这三重危机还在叠加。首先是公共健康上的危机；然后是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尤其是在美国更加明显，那里4000万人在四周内失去了工作；最后是政治危机，这点在形式上表现得最不清晰。

这些都是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

“如果从危机的叠加性上来看，那么这种健康上、政治上、经济上的总体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从个别角度上，能从历史上找到先例。如果从死亡数字上看，这次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无法达到1918/19年西班牙流感的程度；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从3月份开始的封锁措施令40亿人或多或少地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以及从这次危机的爆发力来看，则是无论从健康、政治和经济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这次的危机是自1945年以来最大的卫生健康危机？

不是。至少从西方的角度不是。上世纪50年代，全世界3亿人死于疟疾，这种疾病每年造成300万人死亡。

从什么时候开始，国家着手对这样的大流行病承担起责任？

现代卫生政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欧洲国家会议”将防治疾病确立为国际关系的主题。他们的目的是将欧洲从疾病，特别是霍乱中隔离出来。

直至今天，这种基本精神依然存在：尽管疾病无国界，但当大流行病出现，各国的第一反应就是封锁边境。

1948年联合国建立世界卫生组织的时候，将总部设立在日内瓦，为什么？

当时国际联盟的卫生组织已经设在日内瓦。而作为联合国的特殊机构，世卫组织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独立性，这一点也体现在选址上。最后，一切都进行得都相对较快，日内瓦成为毫无争议的无二选择。

目前对世卫组织的批评正确吗？

世卫组织现在的样子就是其成员国的样子，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它就迫切需要改革。然而，批评者似乎把它当成一个快速干预队，在流行病发生的地方提供全球援助。这完全是不现实的，世卫组织从未有过这样的权限和能力这样做。

这里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世卫组织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它每年可支配的资金只比日内瓦大学附属医院略多，而与美国的大医院相比就少得多。尽管如此它要为全世界的健康负责。此外，虽然从理论上讲，它有权根据国际法采取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但实际上，却是由各国来决定卫生组织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比如呢？

比如，在80年代当世卫组织打算对药品销售进行监管时，就遭到以美国为首的激烈反对，这导致成员国长期地缩减了世卫组织的正常会费。如果考虑进通货膨胀的因素，现在的会费甚至下降了。

这是比尔盖茨或其他私人基金会的捐款对于世卫组织变得很重要的原因吗？

自从成员国的正常会费减少之后，私人捐款的数额超过了成员国，占到了世卫组织经费的85%，在美国之后，比尔盖茨的确是最重要的资金提供者。而世卫组织并不是自行决定这些经费用于何处，而是要与捐款人共同协商。

现在美国退出了世卫组织，理由是中国的影响太大。

关于个别国家影响力过大的批评一直都存在，大多是针对美国，而且这种指责往往也是正确的。中国近期在世卫组织的重要性的确有所提高，但是还谈不上很大的财政影响。

目前每个人都在谈论世卫组织，然而数月之前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该组织具体做什么。

这说明了一个核心问题：我们西方人只有在感到受某种疾病威胁的时候，才知道有个世卫组织。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现在西方人不再把这种病当回事，就看不到世卫组织的存在，而那些3200万感染艾滋病的人(主要集中在南半球)还在死亡。

世卫组织应该怎样面对这种关注度的起伏？

这种由紧张带来的关注和过后的不关注一直在周而复始，这不利于长期的工作。世卫组织应该以减轻人类痛苦为宗旨，而不受经济状况影响，这样可能会好些。

这可以追溯到1940年左右，联合国成立世界卫生组织的时候。

“与对待我们面临的挑战一样，我们必须找到具有全球视野的答案。这就意味着，面对跨境疾病，我们不能封闭自己，而是要做出面向全球的反应。”

当时也正好是一个阶段，人们对跨境的大流行病充满惶恐，但是这种自19世纪就经常浮现的惶恐情绪并没有导致将“健康”部分与“生病”部分分离开来的做法。

而这次新冠病毒流行过程中，涌现了这样的理念：如果疾病不识国界，那么只要它在任何一个地方肆虐，就无人能幸免。因此每个国家的抗疫工作都必须当成一个国际项目来对待。

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让我们学到了些什么。

我认为这种世界健康的理念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它提醒我们，在健康问题上，我们是全球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与对待我们面临的挑战一样，我们必须找到具有全球视野的答案。这就意味着，面对跨境疾病，我们不能封闭自己，而是要做出面向全球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