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被很多人围着，但我们依然很孤独”
瑞士有一种职业叫和平调解员，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但是他们却带着争取和平的使命，奔波于世界各地。他们生活在旅途上，整日都在进行调解-有时候还要面对狰狞的嘴脸。瑞士外交部的和平使者Julian Hottinger就是这样一位专家，他向瑞士资讯swissinfo.ch讲述了他寂寥的职业生活。
swissinfo.ch：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一位调解员的就像一个国家的代表，接受一项任务，然后从一个地方奔向另一个地方，永远不知道归家的日期。
Julian Hottinger自2003年开始接受瑞士联邦外交部的委派担人调解专家。他曾在苏丹、乌干达、布隆迪、利比里亚和印度尼西亚执行过任务。
他也在英国、法国、西班牙、阿拉伯进行过调停。目前他手上有6个危机案要处理。涉及国家和矛盾双方是谁，他不能透露。
在瑞士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加拿大接受了国际实用调停的培训，之后为加拿大工作了数年。
Julian Hottinger：在我接受调解员培训的时候，就知道调解员经常会被比作传教士，在美国南部有这样的传教士，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发送圣经。这样的画面的确有点像我的生活：我非常频繁地旅行，这属于我工作的一部分。每年我在自己床上也只能睡上65-70次。最痛苦的是，当一次出差比计划的时间要长，或者必须从一个地方直接去另一个地方接受新的工作，这样计划外的推迟归期，令人沮丧。
swissinfo.ch：听起来很辛苦。
J.H.：也不是，其实还可以。在接受培训时，我已经做好了这样生活的思想准备，那时我们昼夜都在做这样的练习。调解员们必须养成这样的习惯，无论到哪，都能做到自我调节，这种调节功能有时候可以让临时住所取代家。
swissinfo.ch：那么您怎样在奔波喧嚣中为自己保留一片舒适宁静的天地？
J.H.：只要有时间我就会阅读。我喜欢读历史，那些与工作无关的历史。我还喜欢散步，每天能多次散步最好，另外我每天晚上都保证能吃点东西并且有足够的睡眠。
swissinfo.ch：一般情况下，一场调解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之后冲突双方就会让您走人，为什么？
J.H.：我们尽量避免两种僵持，在谈判桌上和家里。因此谈判双方都要与自己人交谈，分析局面并交流调解的程度。这样才能在下一次碰面时指出问题。如果没有后方家里的支持，一切都将是徒劳。
如今只达到停战效果不再令人满意，而冲突双方更多地想知道未来会怎样。
swissinfo.ch：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碰面有可能会持续多年。
J.H：是，谁也不可能事先知道一场调解需要多长时间。调解过程很像漏斗的运作。我们一步步从最重要的问题开始着手。比如我们交涉的目标是稳定一个法律系统，那么我们就用不同的方式从最普通的理论问题开始，这一步的目的在于，让谈判桌边的所有人都能有同样的基础认识。
swissinfo.ch：这样，那些做了充分准备工作的谈判人员会不会感到无聊？
J.H.：让所有人都参加到讨论中来，这点很重要，因为这样才能步调一致。一般情况下，敌对双方会在这个环节上愿意露面。大多数情况会这样，这个回合的讨论会限制在理论层面，还不涉及到具体矛盾。
swissinfo.ch：在第二阶段，对立双方也还不会谈及各自的情况。
J.H.：只是间接触及到问题，在这个阶段，针对对立双方在自己国家对事态进行分析时收集的问题、想法、异议和建议进行讨论。第三个阶段才真正涉及到问题所在，这里就会谈到具体问题，各方会展开唇枪舌战，相互攻击，然后会寻求解决方案。比如尽可能就一种法律系统达成统一。
swissinfo.ch：您作为调解员允许提出解决建议吗？
J.H.：我作为调解员的任务是，让对立双方尽可能接近对方，以便自己找出化解方案。但一般冲突双方不到最后不会迈出这一步。当我觉得交涉得出的解决方案有点离题，比如没有涉及到问题所在时，或者从法律出发，看到权力分配有问题的时候；我会说出我的想法，但是最后的决定还是要由冲突双方做出。
swissinfo.ch：那么为了很好地陪伴对立双方的谈判，您需要掌握很多各国的知识吗？
J.H.：现在大多调解员都是某一问题的专家。调解团的人员组合在调解过程中常常会变。一般在一场调停中17-25名调解员在不同时间段交替参与。我个人是停战协议的专家。法律和经济问题不是我的强项。
swissinfo.ch：现在进行和平交涉比以前更复杂了吗？
J.H.：如今只达到停战效果不再令人满意，冲突双方更多地想知道未来会怎样，因此往往需要提供一个全面的社会方案。这一切都需要难以预料的精力和时间。
我能犯的所有错误几乎都是在刚入行的三年犯下的。我几乎可以断定，我是最差的一位调解员。简直是灾难。
swissinfo.ch：您怎样为一次出差做准备？
J.H.：一般情况下，我提前2-3周，知道即将接受一项新任务。我就开始见专家，读材料并与冲突双方的代表建立联系。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我，这对我非常重要，我也这样与人交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具体情况有所了解。
swissinfo.ch：您说，有时候调解也意味着与魔鬼对话。引发争议的是您曾与乌干达战犯Joseph Kony会面。您能理解这种非议吗？
J.H.：当然理解。我知道当时许多人都觉得我们的会面，令这位战犯有了优势，但是我要说的是：有些罪行是不可饶恕的，这一点我们从一开始就跟Kony和他的四位助手挑明了，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任何事。在那个为期18个月的交涉中，我们做的事是，让反政府武装(LRA)重新融入北乌干达的社会。
swissinfo.ch：这样的会面有时候不会令您失眠吗？
J.H.：说实话，如果您见到这些人的真人，你不会觉得他们与您或我有什么不同。他们做了可怕的事情，要为之付出代价。但是我的工作不是仔细研究并调查他们都做了什么。我也不会评判他们，这是其他人该做的事。我的任务是，帮助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而不是靠暴力解决问题。对于我来说，最困难的是刚接到任务那段时间，我会失眠或者根本睡不着，我很紧张，会想起过去犯过的所有错误；或者我会想象有可能发生的事。
swissinfo.ch：您犯过许多错误吗？
J.H.：我能犯的所有错误几乎都是在刚入行的三年犯下的。我几乎可以断定，我是最差的一位调解员。简直是灾难。我已经开始找其他工作，因为我觉得这份工作我一定干不长了。但是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在一位资深调解员的陪同下，我一步步承担起身上的责任。现在我已经从业将近30年了。
swissinfo.ch：您可以说是个例外了，您的许多同事在干了10-15年之后，就都转行了。
J.H.：我开始得早，我也没干过其他工作。我根本不知道其他工作怎么干。我们调解员有一种职业病，我这样形容这种病，就是“被许多人围着却很孤独”。我们必须时刻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算在家也是。我们必须与身边的所有人保持一定距离。
swissinfo.ch：这对家庭生活一定很不容易。
J.H.：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你在家也不放松，会带来矛盾。有一天家人会问，这个人到底是谁，因为他的头脑总是不知在哪里飘离。
swissinfo.ch：许多危机又出现了，暴力重归，这不令人气恼吗？
J.H.：这很伤感。尤其是当冲突双方已经参加过调停，而我知道他们依然有可能改变主意的时候，更令人沮丧。
(翻译：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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