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卫组织如何努力从新冠疫情中汲取教训

历经三载有余，世卫组织最终于近日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将其由全球卫生紧急状态降级。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无法确定新冠病毒的起源。 Copyright 2023 The Associated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世界卫生组织(WHO)于5月21日至30日在日内瓦举行年度会议期间，表示该组织目前仍在持续开展新冠病毒溯源工作。与此同时，世卫组织还安排了政府间谈判，以期借此契机缔结新的协定，以共同防范和应对未来的疫情和大流行病。然而，此举成功的几率有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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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现代史上最严重、最致命且波及范围最广的新冠疫情继暴发已逾三年以来，其起源问题还依然悬而未解，迟迟无法确定。最初发现新冠病毒的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被认为是疫情暴发的原点，而中国的相关做法则被质疑缺乏透明度。由世卫组织组建的一支溯源调查专家组直至疫情暴发一年之后，才得以获得入境许可访问中国。尽管绝大多数科学家均坚信新冠病毒是从蝙蝠经由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上另一种作为中间宿主的动物、进而传染给人类的，但美国的某些消息来源一再声称，新冠病毒源于中国某实验室的意外泄漏。

“我认为就中国政府为何没能做到更迅速、更公开、更广泛地分享有关数据这一点上，世卫组织已经对其采取了大量详细审查，”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全球健康中心(Global Health Centre，英)外部链接联合主任与调研合作协调人苏丽·穆恩(Suerie Moon)坦言：“在我看来，这并没有给世卫组织带来什么负面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特定的政府为什么没有更早、或者以更公开的姿态提供相关信息？”

她在采访中特意提及了这一连串旷日持久的调查事件里最诡异的反转。就在今年3月份，多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声称，他们此前从一个名为“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库”(GISAID，英)外部链接的基因数据库里偶然发现并且下载了(英)外部链接最新发布的中方数据，据悉这些数据由隶属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私自上传至该数据库，并在数据库中短暂保存。披露此事的研究人员表示，这些基因数据表明，在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上非法出售的活的野生浣熊犬(又被称为“貉”或“狸”)，最有可能是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将病毒传给了人类，从而引发了疫情。不过不久之后，相关数据序列很快就从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库中被删除、撤回，中国疾控中心进一步更新了相关数据并撰写了“中国版”报告(英)外部链接，最终将结果发表于全球最权威且最具声望的学术期刊《自然》(Nature)上。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教授埃迪·霍姆斯(Edward Holmes)作为居世界领军地位的传染病和病毒进化研究领域权威人物，与同僚合作撰写了一份针对中国新公布数据的报告。他表示，自己对中方相关数据公布之迟缓感到“既愤慨、又懊恼沮丧”。“这些数据早在2020年初就已经生成、存在了，却整整花了三年时间才被公布于世，”他在接受瑞士资讯SWI采访时强调称：“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是否为时已晚？

在霍姆斯看来，所谓的“浣熊犬数据”，“很可能是我们由始至终能够获取的关于人畜共患疾病(即从非人类动物源跨越到人源的传染病)起源的最有力证据”。“关键的观察结果是，‘浣熊犬数据’显示2019年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上同时存在着多种野生动物物种-这与我们最初被告知的信息完全背道而驰，”他表示。“此外，我们还从数据中获悉，那个市场里存在对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易感的多种野生动物物种。虽然这些数据并不能证明该市场中的任何动物曾经感染了新冠病毒，但如果该场所存在人畜共患疾病的病原体，那么这种推测就完全合理，属于我们的意料之中。”

然而，我们真的能够确切掌握新冠疫情的起源吗？或者已为时已晚？“我认为，现在再想去追溯确切的人畜共患疾病病原体很可能已为时晚，”霍姆斯向瑞士资讯SWI记者坦言道：“这种病毒极有可能已经通过中间宿主动物种群实现了迅速传播扩散，目前早已不再寄生存在于该种群中。简单来说，已经离开了。追踪这种病毒的唯一途径，就是尝试在这些中间宿主动物身上寻找该病毒的抗体-而不是寻找病毒本身，从而证明该动物曾经感染过这种病毒。但我们无从知晓到底哪些物种是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动物，它们又是来自何处，或者它们中有任何动物在2019年底的第一波疫情中存活下来直至今日。”

穆恩指出，其实有很多其他疾病-譬如艾滋病毒(或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我们至今还仍然无法确切地知晓其源自何处。就新冠病毒而言，她相信的确真实存在着诸多科学挑战，但是否所有现存数据都被公布、共享，目前尚属未知。“即便是每一份用拭子采集的化验样本、每一个数据片段都做到了被成功分享，我们又能否探究到、并且找到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就是它的源头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她坦言：“我认为这让新冠病毒溯源这一议题变得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当然，这一过程也被高度政治化了。”

今年3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严词谴责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的“持续政治化”，指出这一本应纯属科学范畴的问题，却成为一场地缘政治博弈，从而加大了溯源的难度，他就此再次呼吁将新冠病毒溯源议题留给科学界人士。在日内瓦接受媒体采访时，谭德塞表示，世卫组织无意放弃研究，其“新冠病原体起源科学咨询小组”(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for the Origins of Novel Pathogens，简称SAGO)也曾于去年就一些仍需解决的问题提供了相关建议。

新冠病原体起源科学咨询小组，是一支由来自包括瑞士(英)在内的世界各国科学家组成的专家组。该组在今年3月18日发布的一份公开声明(英)外部链接中，针对“全球共享所有流感数据库”中短暂存在并可获取的浣熊犬宏基因组数据称：“虽然最新数据并没有提供关于新冠病毒中间宿主或病毒来源的确凿证据，但数据进一步证明，市场上存在一些新冠病毒易感动物，这些动物可能是人类感染的一种来源。”

数据共享和公平分享疫苗是疫情协定的“核心”

为设法从新冠疫情中汲取教训，世卫组织付出了诸多努力，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世卫组织成员国于2021年12月通过协商一致(英)外部链接同意就未来可能发生的疫情和大流行病开始进行会谈，以保护全球将来能免受再度出现的公共卫生突发紧急情况的影响。为此，世卫组织组建了政府间谈判机构(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Body)负责起草预防、防范和应对大流行公约、协定或其他国际文书，该机构已于今年4月举行了第五次会议。政府间谈判机构的工作议程以所谓“零草案”(zero draft，英)外部链接为起点，力求在2024年5月完成谈判进程病通过新的大流行病文书。

“最具争议、最敏感且意义最为重大的议题之一，就是各国政府能否一致达成协定，愿意作出共享疫苗、药物和诊断方法的承诺，从而以此换取他国愿意主动共享数据的承诺，”穆恩向瑞士资讯SWI介绍称：“但就目前而言，各成员国政府还没有就此达成共识。”

谈及数据共享，她则表示，各国政府还需要就数据共享平台和相关共享规则取得一致意见。作为私营数据分享平台的“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库”，目前拥有最大数量级的关于新冠病毒的科学数据。但在穆恩看来，其私营性质导致其天然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和隐患”。因此，各国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更好地保护科学家们的数据所有权，从而让“国际核酸序列数据库联盟”(International Nucleotide Sequence Database Collaboration，INSDC，英)外部链接这样的公共数据分享平台对科学家群体更具吸引力。

穆恩表示，目前还存在不少瓶颈和症结，比如该如何界定大流行病、该如何制定知识产权规则、如何融资以及如何遵守约定。但她坚信，能否以共享数据的方式来换取疫苗和药物的使用权，才是问题的核心。虽然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折射出新冠疫情期间再次凸显的“南北分歧”(又称“贫富分歧”，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分歧)，但穆恩依然希望无论是对共享数据、还是对疫苗和药物的使用权都颇有兴趣的新兴中等收入国家-譬如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等，能够贡献一己之力，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发挥“桥梁”的角色。

民间团体缺位

与此同时，公民社会群体纷纷表示它们遭遇冷落，没能充分参与到世卫组织预防、防范和应对大流行公约、协定或其他国际文书的起草和谈判过程中。“这真的是个值得关切的大问题，”考特尼·豪(Courtenay Howe)来自“终止艾滋病联盟”(STOPAIDS，英)外部链接与“大流行病国际条约中的公民社会人权联盟”(Civil Society Alliance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Pandemic Treaty，英)外部链接，她表示：“而且这个问题会随着协议进入起草阶段变得愈发严峻。”

据豪介绍，民间团体从世卫组织提出倡议之初就开始进行游说活动，以期有更多相关利益攸关方能够参与进来，并且已经在多轮公开听证会和在线会议上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只有与世卫组织有官方交往或由世卫组织成员国提名的民间团体才能获准参与起草和会谈，而建立官方交往往往需要漫长的过程。从今年2月23日至今，“我们一直非常担心，因为目前协定已经进入了起草阶段，而只有世卫组织成员国才有资格参与这项工作。”

“回顾过去三年各界对新冠疫情和公共卫生突发紧急情况的反应，我们看到的并不都是更侧重于人权作出的决策。引入我们眼帘的，更多是在给予医疗应对措施时存在机会的不均等，”豪表示。

问责是关键

在豪看来，民间团体和基层组织需要更多地参与到协定起草和后续监督工作中来。她认为，即使最终各国能够达成共识，缔结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本，未来它也势必需要依靠各成员国的政治意愿提供助力来付诸实施。

穆恩对此也深表认同：“我们所说的协定的遵守和执行部分将非常重要。因为除非你制定某种行之有效的问责机制，否则(各国政府)所作的所有承诺都有可能只是纸上谈兵。”

那么，如果个别政府针对数据共享和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投入资金作出了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后续却并未履行，那又该怎么办呢？“如果英国政府说‘没问题，我们签署这个协定，但我们的的确确没钱划拨给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那有人能强迫英国去履行协定条款吗？显然不能。但有证据表明，进行监督、定期召开会议让各国政府进行同级评估、公开谴责，都能有所帮助。你可以不断动用很多小措施，这样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能促使各国去切实履行它们作出的承诺。”

(译自英文：张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