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立特里亚：一无所有的人无可失去
为了逃脱伊萨亚斯·阿费沃尔基政府的统治，每个月都有厄立特里亚年轻人从边境偷渡到埃塞俄比亚-尽管边境上布置了阻击手也无法阻挡他们逃离的决心。从埃塞俄比亚启程，便可以开始通往欧洲的旅程。瑞士资讯走访了北部难民营中的人，他们曾准备穿过沙漠和地中海；还有在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等待来瑞士的批准文件的人。
与Mebrathon约好在城市边缘的一个公园见面，出租车司机在路上绕来绕去，为了躲避修路工人和伸出手来要钱的乞讨者。
人口超过300万的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eba)，正在经历建筑热潮。老住宅区必须给酒店、新公寓和大商场让地儿。这个埃塞俄比亚的首都，海拔2330米，在这里可以明显感觉得到全国的发展趋势，尽管30%的居民还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而对于厄立特里亚难民来说这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城市，有时候甚至感到敌意，这里只是一个他们路过和等待的地方。手机响了，是Mebrathon，他说：“咱们最好在一个停车场见面，公园里人太多了，我觉得不安全。”
39岁的Mebrathon眼神很混乱，他用很低的声音说：“一年半前我来到这里，但是后天我就走了，这种无所事事的日子我一天也无法忍耐了，”他已经把背包收拾好了-几条裤子，一件T恤衫，一本圣经和一些钱。一个“舌头”会把他带到苏丹，另一个再送他去利比亚，那里他将等待登上前往意大利的船，这将要用几个月的时间。
全民兵役
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的数据，超过4000名厄立特里亚人从苏丹边境偷渡至埃塞俄比亚，为挣脱伊萨亚斯·阿费沃尔基(Isaias Afwerki)政府的极端统治，这位总统是厄立特里亚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总统。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国家与埃塞俄比亚之间沉浸在“既战非战”的氛围中，一直处于军备状态。
自独立以来，厄立特里亚一直在革命者伊萨亚斯·阿费沃尔基(59岁)的铁腕领导之下。他接受的是毛泽东思想教育。
他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具镇压性和最偏执的政府，该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2014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决定对厄立特里亚的情况进行调查，这是目前只对叙利亚和朝鲜采用过的措施。
全体国民，无论男女都必须在一段时间内服兵役或在一个国家机构工作，这是某种形式的强迫劳役。难民和逃兵被视为敌人，如果被抓到必须坐牢，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Mebrathon16岁就被召入军队。“起初我必须守护埃塞俄比亚边境，我们得到的命令是，向任何一个企图偷渡的人射击，我日夜工作，只为了450纳克法(约合30美金)。”大约30多年后，他第一次尝试逃跑。但是士兵们抓住了他，他被关在一个地牢里，受到酷刑。Mebrathon点燃了一支烟，他的手腕上有手铐的痕迹。
第二次他逃到了阿斯马拉(Asmara)-他的家乡，在那里过了三年“地下生活”，他说：“我从未两夜在同一个地方睡过觉。我用假身份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后来军队去我们家调查，再后来这座城市被军队戒严了，这对我来说就太危险了。所以我找了一个舌头，把我带到了埃塞俄比亚。”
他花了2000美金，在美国生活的姐姐给了他这笔钱。走完那段要经过无数个检查点和阻击手的道路，用了差不多18个小时。
跨越埃塞俄比亚边境的难民
从亚的斯亚贝巴向北是历史地区提格雷(Tigray)，距离边境只有几公里的距离，自1998年以来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就为这条边境线争执不休。
在这个阳光毒辣的半干旱地区，有一个让难民们栖身的地方，当他们越过的国境线，埃塞俄比亚士兵们就会将他们送到Endabaguna登记中心。
出逃的第一选择一般都是埃塞俄比亚和苏丹，这是因为地理位置和文化上的接近，或者是因为家族关联。
许多人选择埃塞俄比亚这条路，尽管从这里前往欧洲还要多一个步骤。
这里登记的难民人数为620’000人，其中100’000人来自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遵从“开放”式移民政策，联合国难民署专门负责提格雷地区的Michael Owor介绍说：“任何人都不会被遣送回去。”
这确实是一个很宽容的政策，但在操作过程中却又夹杂着官僚主义作风，再加上埃塞俄比亚缺乏资金，同时限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北部的难民营里甚至都找不到非政府组织的影子。
到达Endabaguna，已经是晌午时分，还未进门，官员们就已经出来关照：禁止拍照、禁止采访难民。我们的到来似乎并不太受欢迎。几百名厄立特里亚难民坐在遮阳蓬下等着开饭，这个难民中心并没有足够的配备容纳如此之多的难民。难民们本应只在这里停留几个小时，听取训话。而实际上这里却人满为患，难民们有时会停留几个星期。
远一点的地方，在一个破旧的楼房里，一个小男孩睡在地上。他几天前一个人越过了边境线。像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自年初开始，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前往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未成年偷渡者人数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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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营中无父无母的孩子们
生活在难民营
来到Hitsats难民营，这个难民营建于去年，刚来的人往往被送到这里。一条山路上上下下，期间路过一些村庄，房屋都是用树干做的。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或苏丹)：1500-2000美金
埃塞俄比亚-苏丹：1500美金
苏丹-利比亚：1500美金
利比亚-意大利：2000-2500美金
为了支付舌头的钱，厄立特里亚难民从生活在国外的家人、朋友那里得到资助，许多都负债累累，不得不在利比亚或者苏丹的建筑工地工作，这就延长了他们实现梦想的时间。
Hitsats有20’000难民，堪称是一座小城市，却不像其他难民营一样有一定基础设施，比如医疗室、学校、小卖部，而这里却什么都没有。“有时候没有足够的水电供所有人使用，因为当地居民也需要水电，” Owor说：“最主要是缺乏资金，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众目睽睽之下，Danait带领记者来到她和其他10几个难民(包括男人)住的帐篷，她坐在自己的床垫上，两条腿因为紧张而不时地动来动去，她今年23岁，却瘦小的像个孩子。
“我们在难民营里的举止就像植物一样，太阳出来的时候起床，吃早餐然后围坐在一起聊未来，总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面孔。下午我们在村里散步，直到吃晚饭，然后就去睡觉，但却总是睁着一只眼睛睡。”
Danait讲意大利语，带着些隆巴德口音，她讲述了她在阿斯马拉的意大利语学校学了意大利语，并得到了罗马大学的奖学金，但是对于年轻健康，适于服兵役的人，要想从厄立特里亚得到出境签证是不可能的。
正如其他所有厄立特里亚的年轻人一样，Danait也当过兵，她在学校的最后一年在军事教育中心Sawa度过，穿梭于枪林弹雨之间，然后被雇为保姆。“但是雇主要的似乎不仅仅是做饭这么简单的事……所以我逃了。” Danait才来难民营几个月，她的男朋友Teddy已经来了几年了。“我尝试逃往以色列，但是在西奈半岛遭到绑架，又被带回了这里，”Teddy说。
忽然难民营负责人出现在帐篷里，他请我们去他的办公室，“那里可以安静地说话，”他解释道，其实他是想掌握情况。
这些难民在这里感到不安全，他们对这里的官方没有信任感，认为他们拿了贿赂。“背地里有传言，女性曾被强奸，难民曾被绑架。所以我晚上从来不自己出去。”
有些传言是得到联合国难民署认可的，但存在一定相对性。一个地方政府官员驳回了对于国家移民局贪污的指责，但是却承认：“因为人数多，难民营的安全问题确实难以保障，这里很多未婚男性，所以比那些主要收容家庭的难民营，暴力要多一些。”
不考虑留在埃塞俄比亚
对于大部分厄立特里亚难民来说，埃塞俄比亚不是最终的选择，而只是必经之地而已。一方面因为几十年来厄立特里亚的危机一直都与埃塞俄比亚有关，而且似乎没有转变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遣返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埃塞俄比亚根本没有工作机会，因此这里与欧洲国家比吸引力要小得多。
自从以色列在埃及边境修了230公里长的防护墙之后，跨越以色列边境的可能几乎不复存在。所以厄立特里亚人经常走地中海路线。
所以海上前往意大利海岸的轮船和船只的数量骤增，2013年意大利出台的保护海上难民的Mare Nostrum计划，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年轻人梦想有一个家，一份工作和一张文凭，他们想离开难民营，这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在这里看不到未来。”
在埃塞俄比亚，难民们没有行动自由，这个国家规定，有严重健康问题的人可以住在城市，并允许少量的年轻人继续他们的学业。这是一个促进融入的项目，但是从中受益的只有约300人，所有100’000名登记的难民中的0.3%。
如果有人不属于这一受照顾的类别，要想离开难民营，必须证明自己有足够的钱生活，一般情况下，这些钱一般来自国外。
瑞士梦
正像Jamila和Sophia(化名)一样，她们从厄立特里亚跑出来，就是想去瑞士找她们的哥哥。回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之后，瑞士资讯swissinfo.ch去了这两姐妹的家，这两个年轻女性在这个大城市中迷失了方向。
去年从边境九死一生地偷渡过来时，Jamila还未成年，从那以后，她就未松开过比她大一岁的姐姐的手，那就是Sophia，她脸上充满疑惑，处事谨小慎微，“我们怎么知道，你们不是瑞士大使馆派来的人？”最初，她提出这样的问题。
一杯咖啡之后，气氛缓和了下来，Jamila在一个小火盆里把前一天的剩菜和一个玉米热了，撕了一块饼抓上蔬菜，递过来。这是一个欢迎的姿态，厄立特里亚人这样待客。
在这间十几平米的房间里，有姐妹俩的全部家当。她们每个月的花费为100美金。“这很少，但我们省着点儿，还够。”她们在这座城市里，不认识任何人，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讲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敢离开这间屋子，现在我们至少认识了这附近的路，也能听懂几句话了。”
据估测，全世界共有500万厄立特里亚人，至少五分之一逃亡在国外，主要分布在埃塞俄比亚、苏丹、以色列和欧洲国家。瑞士与瑞典、挪威、德国和荷兰是厄立特里亚人首选的几个国家。
今年上半年共有4043厄立特里亚人在瑞士申请避难。
尽管2013年6月9日瑞士公民在全民投票中将逃兵和拒绝兵役从避难原因中取消了，在过去的5年中还是有65%申请者获得批准。
2013年8月Jamila和Sophia从厄立特里亚逃了出来。几个月以来她们一直都在等瑞士联邦移民局的答复，她们的哥哥为他们申请了来瑞士家庭团聚。“我们梦想上大学，以后能对我们在厄立特里亚的家人提供帮助。”
两姐妹不知道现在她们的手续办到了什么程度。她们感到紧张害怕。她们不知道她们的哥哥Asmaron还必须向官方证明，他有工作、有一个足够大的公寓，能容纳两个妹妹居住。在瑞士要想满足这些条件并非易事，尤其是像她们哥哥那样是被临时接纳的难民，就更不容易了。
在这附近的另一个居民楼里，我们见到了26岁的Senait，几周前她接到了瑞士大使馆打来的电话，她的避难申请遭到了拒绝。她在瑞士生活多年的丈夫设法安慰她。“他告诉我，他要上诉。他不希望我从利比亚走，因为这太危险。但是我自己待在这里又能做什么呢？如果我能设法从海上过去，到了瑞士，瑞士是不会把我遣送回来的……对吗？”
谁去谁回？
这些难民都知道，通往欧洲的偷渡之路意味着什么：翻船、穿过沙漠的时候没有足够的水、被关进利比亚监狱、在苏丹遭绑架，被卖给西奈半岛的贝都因人。Milena和她的朋友们就有过这样的遭遇，她说：“我们被关在监狱里一年多，遭毒打和强奸。”她说这话的时候，眼光毫不躲闪。
这一报道是在eqda.ch(英)外部链接框架下完成的，该计划是瑞士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记者交换项目。
根据人权组织的数据，自2009年以来，上万难民遭到绑架，其中大多是厄立特里亚人。模式基本如出一辙：“他们折磨我们，给我们的家人打电话索要赎金。”数额一般在30’000和40’000美金之间，如果有人能逃生，一般会被关到埃及监狱里并在那里等待被送回埃塞俄比亚。
Senait已经听过许多这样的故事。尽管如此她还是毅然决定继续行动。她先去苏丹，在那里安排下一步计划。“找到一个可靠的舌头不容易。但是我在到处打听，已经得到了几个人的名字。”问她是否害怕，她说：“我当然害怕，但是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了，我的命现在掌握在上帝手里。”
(转译：杨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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