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之外报道中国
中国开始排挤外国记者，许多人选择搬到了台湾。随之带来一个问题：如果不在当地，如何对一个国家进行报道。不过，大多数瑞士媒体仍可在中国境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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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光临”，William Yang(杨晧暐)在台北的咖啡馆向我打招呼。我此行的目的是参加台湾记者联谊会的一场活动。
杨晧暐是一名台湾记者，也是该组织的主席。过去两年中，它已经从数名报道台湾的本地和外国记者的小圈子，摇身成为报道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的国际媒体中心。
“几年前我们有5-6名获认证的国际记者，现在数量至少多了10倍。”他说。我们聊了几分钟之后，来自《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洛杉矶时报》的同事也都来了。
从北京到台北
台北被认为是不在当地而报道中国的次佳选择，自2019年以来，众多国际知名的新闻机构不得不将中国办公室从北京迁至台北。台湾实行民主，且讲中文。在台湾的2300万人口中，五分之四都讲普通话，或者用当地的说法，“华语”(台湾普通话)。。
2019年是新冠疫情抵达中国开始的年份，也是自那时起，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开始了最猛烈的镇压。
任何与官方关于病毒的说法不同的声音，还有吹哨人，都被压制、静默。在中国激进的“零感染”战略下，城市被封锁数周，甚至数月。离开中国的人也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再次回来。就算他们回来了，也要经历严密隔离，另外的代价还包括不知何时能真正回家的不确定性。
许多记者想获得续签，也需要经过种种挣煎熬。这也迫使国际媒体重新审视自身的中国业务，以及如何在员工减少的情况下维持北京分社的运作。在某些情况下，部分媒体彻底撤出了中国大陆。考虑到那里对外国记者的监视强化、接触新闻来源的可能性有限、对助理的骚扰等情况，觉得不值得再坚守下去。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2021年发表了一份题为《锁定或踢出》的报告，描绘了在中国从事新闻报道的灰暗前景。其中列出了借以恐吓记者的种种策略，包括线上骚扰、人身攻击、网络黑客行为，以及拒签。
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2022年新闻自由指数中，中国的排名几乎垫底：在全部180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175位。与此同时，同一榜单则显示，台湾巩固了自身“自东亚发出报道最为自由”的地位。
话说回来，当越来越多的记者离开中国，西方又将如何了解中国？毕竟，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14亿人口，地缘政治上也愈发重要。
丹麦《政治报》的亚洲通讯员塞巴斯蒂安·斯特雷恩·谢尔托夫特(Sebastian Stryhn Kjeldtoft)说，“我们考虑过很多可能的地方，才决定在台北重新设立地区分社。当然理想而言，我们想回到北京，但中国在哥本哈根的大使馆劝阻了我们。”
瑞士声誉有所帮助
《新苏黎世报》(NZZ)也决定将其 “地缘政治通讯员”设在台北。这是该瑞士报社新设立的职位，责任是报道印太地区的战略动向。
帕特里克·卓尔(Patrick Zoll)，这个苏黎世报社的前任亚洲通讯员说，“如果是十年前，我们肯定去北京。五年前，香港会是首选，但现在我们决定设在台北。”几个月前，也是他在台北完成了分社的开幕。与大多数英美系媒体不同的是，瑞士媒体仍在中国境内有派驻记者。
NZZ的记者马塞斯·坎普(Matthias Kamp)说，“身为瑞士媒体代表，我还能享受较高声誉，可能与瑞士的中立地位有关。” 他目前在中国工作，是从1990年至今的第三次派驻。“最近大家真的在思考，是不是在北京之外的其他地方工作会更好。这里所有人都紧张兮兮、担惊受怕。我提出的采访请求压根就不再得到回应。”
在中国境内从事报道要付出代价。坎普告诉我们，每次谈话，甚至是和我之间用Teams软件进行的谈话，也被当局读取并保存。尽管如此，还留有一条渠道，即从中国之外报道中国。“《华尔街日报》目前对中国的报道是在新加坡完成的，那里有8个人。我不清楚具体什么情况。”他说。
日常新闻
对驻扎在中国以外的新闻媒体和记者来说，一种“解决方案”就是保留在当地的新闻消息来源(自由职业者)。有些机构也在架构内保留一名中文助理。他们不能从事报道，但能够帮忙。坎普告诉我们，这些人也被置于官方的持续压力之下。他本人同瑞士驻北京的大使馆和大使不断保持联络，“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也能帮忙”。
瑞士公共广播公司(SRF)的办公室从北京搬到了上海。SRF的东亚通讯员萨缪尔·艾木(Samuel Emch)较为欣赏这座港口城市的相对开放。他说，“上海生活质量要比北京好一些，也比首都更‘自由’一点。”
尽管今日中国对外国媒体有种种限制和制约，艾木还是认为与中国社会保持紧密接触非常重要。“从中国之外报道中国，我无法想象，日常新闻故事的烟火气会不见，举例来说，从各个省份做报道，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了。”
民主觉醒？
冬天的时候，艾木报道了一系列反对清零政策的抗议。这是多年来首次出现公开反对的迹象。“许多人认为，要求政府取消严格清零政策的抗议潮是小小的解放，我在街上遇到一些人，他们一下子就放下了恐惧，愿意和你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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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潮过去之后，中国出人意料地于11月结束了清零政策。自那时起，进出中国的航班逐步恢复，也不再要求强制隔离。但这是否意味着外国记者有更多机会进入中国，依旧未知。
也许随着3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局势会略微明朗。坎普说，“我已经向全国人大提交了认证请求，正在等待回复。”去年秋天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他也提出了报道习近平开幕讲话的申请，至今未得到当局回复。
我也向中国外交部询问，在中国还有多少外国记者仍能得到认证，对方要求我以传真形式提交问题。我仍在等待答复。
(编辑：Virginie Mangin，译自英文：中文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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