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布哈马斯为恐怖组织与瑞士的中立原则背道而驰
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Graduate Institute in Geneva)中东问题专家里卡多·博科(Riccardo Bocco)在接受瑞士资讯swissinfo.ch采访时指出，瑞士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不会给瑞士带来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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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瑞士考虑跟随欧盟、加拿大和美国的步伐，将这一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列为恐怖组织。瑞士资讯采访了中东问题专家、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教授里卡多·博科(Riccardo Bocco)，以了解这对瑞士意味着什么，以及瑞士在和平进程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瑞士资讯swissinfo.ch：瑞士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多次担任调解者。瑞士政府表示正在考虑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瑞士是否仍有能力继续扮演调解者角色，促成以色列人质的释放？
卡多·博科：尽管哈马斯在全球被视为恐怖组织，但瑞士以前与哈马斯有过接触，这使瑞士能够以中立的立场有效地调解过往的以巴战争并促成谈判。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有悖于瑞士长期以来坚持的中立原则和调解人角色。这可能会削弱瑞士在未来区域冲突和谈判中的斡旋和调解能力，比如协调人质释放或促成冲突各方之间的对话。
联合国和非政府人权组织指控以色列和哈马斯都犯有战争罪。瑞士应该采取怎样的外交立场？
瑞士应发挥其一贯的中立特质，在不偏袒以色列或巴勒斯坦的情况下扮演中间人角色。从哈马斯的行动和以色列的回应中可以看出，双方都可能犯下了战争罪行，这一点需要公正对待。瑞士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告诫双方要警惕潜在的冲突升级，比如以色列对加沙发起地面进攻，同时强调战争罪行进一步恶化的风险。要做到这一点，瑞士外交部必须具备必要的实力和决心，但瑞士外交当前存在“薄弱环节”，这一点令人担忧。
你能详细解释一下所说的“薄弱环节”是什么意思吗？
当然可以，1993 年《奥斯陆协定》(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外部链接之间)签署后，瑞士培养了一批外交官，他们有效地参与了针对巴勒斯坦的外交事务。但时至今日，这种政治意愿已不复存在。瑞士外交团队不仅人数减少，而且准备也不充分。这给瑞士在该地区的外交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瑞士资讯：鉴于以色列对加沙的全面封锁，瑞士应如何提供援助，以确保援助物资送达最需要的人手中？
加沙有超过200万人口，其中绝大多数是近东救济工程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援助的难民，援助资金部分由瑞士提供。因此，瑞士应该坚定不移地支持近东救济工程处，因为它是联合国唯一一个专门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机构，而不像联合国难民署那样仅负责提供法律保护。必须指出的是，该地区的600多万巴勒斯坦难民得不到任何机构的法律保护，这使他们成为全球范围内极度弱势的群体。
瑞士的一些政党正在向政府施压，敦促其重新审视援助措施以及与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和巴勒斯坦组织的关系。这是否会导致瑞士改变甚至削减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人道主义援助？
从外交的角度看，如果瑞士减少人道主义援助，就相当于“自杀”。他们凭什么停止人道主义援助？关于哈马斯挪用援助资金的指控无法证实。加沙地带的国际援助分配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机制，确保对资金的流向和使用进行细致的审查。欧盟作为主要的资助方，采用了一个名为PEGASE的特定机制，来确保援助资金能够精准流向特定的团体和机构。因此，尽管可能存在财务管理不善的情况，但任何指控都应当有证据支持，而不是随意散播未经核实的信息。
您认为该地区有什么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以实现真正的和平？
如今，一个可行的“两国方案”似乎难以实现。以色列目前的逻辑更偏向于“一国方案”。在法律层面上，以色列在管理占领区域时制定了歧视、隔离和驱逐巴勒斯坦民众的法律。自2017年联合国发表报告指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民众实行种族隔离以来，以色列的种族歧视问题日益突出。
《日内瓦倡议》(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间社会于2003年发起的一项倡议)无疾而终，“两国方案”的失败表明，联邦制模式等替代方案值得考虑。探索联邦制等新的和平建设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各方是否愿意突破固有的政治和领土观念。解决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和当地政府的共同参与。
多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组织正在探索替代方案。其中包括“单一民主国家”、“双民族国家”和“联邦制”。然而，由于持续的战争局势，目前要深入探讨和实施这些方案仍颇具挑战。必须等待当前战争结束，才能进一步探讨这些方案。
能否解释一下“单一民主国家”和“双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别？
这与国家的司法和宪法架构有关。以色列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无完整宪法的犹太民主国家，在宗教和政治上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在“单一民主国家”模式中，所有公民(包括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享有平等地位，因此需要一部明确的宪法来保障平等权利。相比之下，“双民族国家”可能会为两大民族团体提供不同的政治架构，但其设计需极度谨慎，以避免内部冲突，并确保所有人享有公平的代表权和权利。对这些模式的探讨，必须充分考虑该地区丰富多元的宗教和政治背景。
建立“双民族国家”意味着承认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但奇怪的是，双方从未正式宣布过这一点。在2018年的民族国家法案中，以色列宣布只有犹太裔以色列人享有自决权。然而，在非洲和印度等其他地区的去殖民化过程中，自决权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考虑到可能的政治解决方案和瑞士在其中的角色演变，我们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哪些教训？
回首《奥斯陆协议》签署后的努力，一个显而易见的教训是：在和平建设过程中，严格遵守并执行国际法至关重要。尽管达成了协议，但以色列在1994年后大规模夺取土地等行动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大力干预，也没有产生任何后果。欧洲和美国未能确保有关各方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另外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必须追究有关实体的责任。它们必须遵守法律和道德标准，在解决国际冲突过程中，绝不允许因为地缘政治关系或外交关系，让当事方可以不严格遵守法律和公平准则。
(编辑：Virginie Mangin，译自英文：中文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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