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政治家：就是别叫我职业政治家

瑞士联邦-国民院大厅 Keystone

许多瑞士议员每周的工作时间里，有很大一部分是花在政治事务上的，可他们却在尽力回避“职业政治家”的标签。原因何在？因为他们不想和现实世界脱节。

国会大厦里，卡琳·凯勒-苏特(Karin Keller-Sutter)正倚墙站着，一面与记者交谈。没人比这位现年50岁、来自圣加仑(St Gallen)的女性更配得上“职业政治家”的称号。

无论是在她所属的市政厅还是州议会，是作为她所属党派当地支部的主席，还是作为一名联邦委员会竞选候选人，亦或是担任瑞士联邦院的议员，凯勒-苏特从政至今已20余载。然而她并不把自己当作职业政治家。

“我在政府工作的时候曾经是名职业政治家，因为那是全职工作，我负责着一个部门，”她解释说。如今她在联邦院兼职工作，工作比例为50-60%，还有时间在几家企业的董事会就职。

托马斯·明德(Thomas Minder)被命名为2013年的“年度政治家”。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个职业政治家。这位美容产品公司的所有者在2006年发起一项人民动议，抵制经理人的超高薪。瑞士选民2013年通过的这项“肥猫”动议登上世界各国的报章头条，这位“从来没沾过政治”的人发现自己入选了联邦院。

去年在接受这个公众提名的奖项时，他指出自己获奖的讽刺性，“就政治领域而言，我甚至算不上职业政治家。我首先是名实业家，其次才是联邦院的无党派议员”。

身兼两职

凯勒-苏特和明德对职业政治家身份的异议也许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瑞士在地方、州和联邦各级的“业余”从政方式上，向来就有非职业人士的长期传统。联邦院的46名议员与国民院的200名议员一年4次、一次3周聚首伯尔尼，参加议会讨论，共商国事，此外一年中的其他时间，他们还会参加无数委员会会议。从理论上讲，大多数人在议会工作之外，都有其他的工作。

例如鲁茨·斯坦姆(Luzi Stamm)就是一名律师。1991年他离开法院的工作，进入国民院担任家乡阿尔高州(Aargau)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议员。“在我看来，瑞士处理政治的方式给人很大的灵活性，”他说道。

斯坦姆视自己“几乎算个职业政治家”。可是在晚上和周末，以及议会休会期间，“我全身心地投入为自己客户的工作当中。每周我工作肯定不止40小时，但肯定也没有百分之百地投身于政治”。

业余制–一个神话？

随着近年来议员工作量和任务的复杂性日益增加，议会是否还能基于兼职操作？其可行性在不断受到质疑。

2014年由《周日瑞士》报(Schweiz am Sonntag)两名记者对议员所做的调查发现，回复的99名政治家平均每周要花29小时处理议会事务，这相当于70%的工作量。大约三分之一的议员声称，他们在政治职务外没有其他的工作。

在4年前的一次综合调研中，苏黎世大学研究员萨拉·比蒂科夫(Sarah Bütikofer)调查了瑞士议会的职业化状况。她还查看了议员花在政治事务上的时间，按时间多寡对他们进行分类，所花时间不超过三分之一的是业余政治家，所花时间占三分之二以上的为职业政治家，介于两者之间的，算是“半职业政治家”。

比蒂科夫作出的结论是，业余式议会已不复存在，即使政治家们自称是一个非职业议会“神话”的一分子。

而时至今日，“瑞士全职从政的政治家人数不断增加”，她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

激励与更替

在许多行业里，业余与职业人士间的区别在于他们的薪酬。根据议会数据库Curia Vista，2013年，国民院议员和联邦院议员平均年薪分别为13.8万瑞郎(约合89万元人民币)和15.6万瑞郎(约合100万元人民币)。

比蒂科夫透露，对一些联邦议员来说，近十年来经济补偿的大幅增长使在政府任职变得更有吸引力，将其作为全职工作也成为可能。

实际上，联邦议会的人员更替率相对很低，自2011年上届选举以来，246名议员中只有24名离任(9.7%)，另有十余人计划在2015年完成4年任期后离职。

那么，作职业政治家是不是不好？

“我不能说它不好，”绿党成员巴斯蒂安·吉罗德(Bastien Girod)说道：“可我也看到不作全职职业政治家的好处。”吉罗德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担任博士后研究员。“就我而言，我确实能够把政治与科学连系起来。这令我可以独立地总结自己的意见，而全职政治家常常只能依赖于其他专家的意见。”

卡琳·凯勒-苏特也同意这个看法。

“我认为，瑞士制度的一个优势就是人们还能够工作，”她表示：“这样你会有实践性工作的经验，对企业、对实际问题有真正的见解。如果你只是一名议员，就再也看不到现实世界。你有的，只不过是对现实世界可能的样子的一种感觉。”

熟悉情况

州议会的人员更替率很高。2014年由伯尔尼大学政治科学院的安托瓦内特·费·威德默(Antoinette Feh Widmer)做的一次研究发现，1990-2012年间的平均更替率达到50%。人员更新最高的州是日内瓦州(69%)，最低的是内阿彭策尔州(29%)。高更替率的一个结果，就是需要帮助新议员熟悉政治程序。2014年9月，伯尔尼市议会的两名议员提交了一份动议，要求新议员去读半天的议会程序课程。他们还呼吁市议会为议员组织定期政治再教育课程。迈克尔·达菲诺夫(Michael Daphinoff)和库尔特·希尔斯布鲁纳尔(Kurt Hirsbrunner)认为，如果全体议员了解市议会具体管辖哪些领域和提交动议的正确程序，那么将会少浪费很多时间。

(翻译：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