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包容和分享权力成为民主的“助推器”
两极分化愈发严重、更多的不信任、社会差距越来越大,而凝聚力越来越小:新冠疫情狠狠打击了民主的方方面面。对多样性顾问Estefania Cuero来说,这反映出的是在瑞士存在已久的根本问题。她和其他专家提出应团结更多的人并分享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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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暴发后,许多身份优越的人也在瑞士第一次体会到了失业和禁足的滋味,”多样化专家Estefania Cuero说。
但对有移民背景或残疾的弱势群体来说,这就是他们的日常。“在瑞士这样一个民主国家,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是被排除在外的,他们会受到享有特权的人和普通人的排斥,”Cuero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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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民主才是牢固的民主
Cuero认为,要实现民主的公正就必须团结这些人,此外拥有特权的人也应分享他们的资源。但这位卢塞恩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认为,瑞士尚未做好准备。
“无人代表这些群体”
Operation Libero的副主席Sanija Ameti也支持Cuero的观点,该青年组织致力于在瑞士对抗民粹主义、排斥与隔绝。“在瑞士很多人都缺乏对国家的信任,因为无人为他们或他们的群体发声,”对此Ameti深有体会,因为这位在波斯尼亚出生的法律专家本人就有移民背景。
疫情对民主产生了什么影响?所有阵营都一致认为:影响是负面的,甚至是威胁性的,它破坏了团结与稳定,而这是各个州相继加入瑞士并信守承诺的基石–近十年来社会已被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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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民主曾把一些人排除在外
Cuero、Ameti和其他专家都认为,瑞士不仅要更公正,还要更具抵抗力。对Cuero来说,团结弱势群体不仅是一项提案,更是坚定履行各项义务,例如人权公约与反歧视法的推动力。
Cuero说,在瑞士接触并团结弱势群体并不需要采取什么新举措,而是要转变视角:“制定政策必须从最被忽视的边缘群体出发,要与他们团结一致、平等相处。”
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
然而现实浇了Cuero一瓢凉水。这位顾问观察到疫情之下瑞士变得更不平等了,种族歧视和反犹言论在增多。“在卢塞恩市如果你没有瑞士国籍,在封城这种限制严格且不稳定的时期领取过社会救济,那么移民局马上就能知道,这很不公平,”Cuero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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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瑞士官方的政治信息并未被翻译成手语,这绝不是因为没钱。残障总协会Agile称瑞士有170万残疾人,对于一个拥有86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不是个小数字。
今年秋天召开了以 “新冠疫情考验下的民主”为主题的Zofingen第一届国际论坛(英)外部链接。作为媒体伙伴,瑞士资讯swissinfo.ch对众多专家展开了对谈和采访。近百名与会者来自学术界、政界、经济界、媒体及民间组织。举办方为瑞士民主基金会(英)外部链接。
亲身经历
两极分化、挑拨、排斥、分裂、跟踪,这些都是瑞士的国家及国际法专家Sanija Ameti及其家庭在前南斯拉夫战争中亲身经历的惨痛遭遇。90年代时她被迫离开故乡波斯尼亚到瑞士避难。
虽然在这里Ameti的人身安全得以保障,但她依然感觉被排斥。“正是这种排斥让我萌生了在瑞士从政的想法,”她说。
目前她负责欧洲议案的媒体宣传工作。Operation Libero组织在联邦委员会否决框架条约后,依然致力于改善对欧关系,并力图将议案重新提到瑞士的政治议程上。
前南斯拉夫忽视了警告信号
Ameti特别对两极分化和分裂提出警告,她认为这是民主最大的威胁。“当初的南斯拉夫正是因此而开战,许多人都没意识到这点,没有严肃对待”。
人民对国家及其机构缺乏信任也令Ameti忧心,她认为最糟糕的是,有的人从未有过这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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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信任国家的人特别容易相信民粹主义的信息及其简单的解决方式。因此Ameti提出两条建议:首先,瑞士议会的一半议员应由抽签决定;其次,占瑞士人口四分之一的外国人应在社区享有投票权。
国际专家亦持怀疑态度
著名的德国-以色列政治学家Yascha Mounk对新冠疫情中民主的坚韧程度不抱幻想,“他们的表现比我想象的还差,”这位哈佛大学的教授评价说。自从2018年他的畅销书《民主的堕落–民粹主义对法治国家的危害》出版以来,他就成为全球民主讨论中最富影响力的人物。
“与疫情前相比,民主变得愈发两极化;有些国家甚至对其他国家及其措施幸灾乐祸,这令人难以忍受。” Mounk指的是某些政客,他们妄图对那些防疫政策收效甚微或很晚才显示出效果的国家指手画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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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诚实的政府才是问题所在
民众对政府和国家机构萌生了更多的不信任感,这令Mounk担忧。他认为首要原因不在于假新闻,而在于疫情期间政府和相关机构的沟通策略。
“起初口罩奇缺,政府说口罩会保护医护人员,但对阻止病毒传播无效。那么现在自相矛盾了,人们又怎会相信疫苗有用呢?”他说,“政府一定要透明,要承认错误。”
作为学者,Mount认为民主的问题由来已久,并非在疫情期间突然出现,近15年来民主一直在朝着践踏平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专制方向发展。
瑞士变身反疫苗中心
虽然瑞士距离成为专制国家还很远,但正是这个尊崇革新与科研应用的国家,如今却沦为西欧反疫苗的高地。其阵营涵盖各色人等,但有一点却一致:对政府及议会这类国家中央机构缺乏信任。
疫苗反对者已成功发起两次针对《新冠防疫法》的全民公投。他们利用公民否决权反对议会立法,试图通过两次公民投票让防疫措施失去法律依据。
“展开民主攻势的好时机”
与Cuero、Ameti和Mounk的悲观预测不同,瑞士新闻界元老Roger de Weck极其乐观。“我是彻头彻尾的乐观主义者。反启蒙运动在西方世界日渐式微,在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都是如此。这发出了要大力推进民主的信号,”de Weck说。
但我们的民主社会必须向所有人都敞开大门。和Estefania Cuero一样,他也认为这取决于享有特权的人。“捍卫特权的自由阻挡了其他人争取权力的自由”。
作为瑞士资讯母公司瑞士广播电视集团SSR SRG的前任总经理,De Weck认为这释放出一种信号:是有理有据地质疑权力分配的时候了。
(译自德语: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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