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季节工成为瑞士人-艰难之路
1945年后瑞士向外国人敞开了大门，但也仅限于作为劳动力，其态度很明确：“你们”无需融入瑞士社会。自70年代末掀起的“大家在一起”运动(Mitenand-Bewegung)则试图扭转这一局面。
“节日上很热闹，摊位林立，有音乐声和美食的香气飘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特色食品味道极好颇受欢迎。人们可以听到各种风格的音乐并随之起舞”。
这样的报道和描述听起来就像当今的多元文化美食节，但在当时却承载着要在外国人政策上有所突破的希望：1978年6月，巴塞尔第5次举办“我们的节日”(Nostra Festa)，这是由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的左翼组织为了宣传“大家在一起”动议而共同筹办的。
“对我们来说，推进’大家在一起’动议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经历，终于不用再讨论如何修改法律条文了，而是生动地看到如何实现’大家在一起的精神’。到处都有人站在一起闲聊、嬉笑”。
巴塞尔活动家Elisabeth Bloesch在写下这篇报道后，也提出了难以解答的问题：“这个节日只是美梦一场吗？”在梦里瑞士给了移民更人性化、更具凝聚力的待遇，当地人和移民可以为共同的未来而奋斗吗？
与“外国人化”的讨论竞赛
70年代早期，瑞士曾掀起过怀有恶意的“外国人化”(Überfremdung)讨论，作为回应，1973年“大家在一起”运动(以下简称：在一起)席卷全国，在法语区被命名为“ETRE SOLIDAIRES”，意大利语区“ESSERE SOLIDALI”。虽然在苏黎世和伯尔尼，人们效仿巴塞尔也举办过类似的文化交流活动，但“在一起”运动想要的更多：他们希望通过“人性化的外国人政策”动议修改宪法。
全世界的民主制度正处于危机之中。大约15年以来，出现了一种独裁和专制的倾向。
而瑞士则是一个稳定的港湾，在这里，政府中几乎所有党派都能共同参与意见，从未出现过提前安排选举的事情。尽管如此，瑞士选民依然可以通过发起公民动议或复决针对许多问题进行投票，这在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常见。
但是，瑞士民主的历史也是一段围绕“谁拥发言权，谁又没有发言权”的历史。1848年联邦国家成立时，瑞士只有23%的人口拥有投票权，在瑞士联邦成立至今最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瑞士的民主制度将一半的人口排除在外-瑞士女性拥有政治权力的时间只有仅仅50年。即使是现在，仍有许多瑞士人未获得政治发言权。
谁可以拥有发言权，谁不可以，这在政治上一直存在争议。迄今为止，瑞士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一直反对扩大拥有政治权利的范围，例如扩大到在瑞士定居的外国人群体。正如青年人民党(JSVP)政客、律师Demi Hablützel在我们的《观点》系列报道中写道的那样：“政治权利不是融合的工具”。
但是，民主国家必须不断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谁，在何种程度上拥有发言权？尤其是在自由民主不再是毋庸置疑的国际准则的情况下，民主国家更要坚持自己的原则。
这就是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制作这个有关融合性特刊的原因。我们与专家交谈，并将那些为瑞士少数群体和边缘化人群的全面政治融合而努力的人和事介绍给公众。
顺便提一下，海外瑞士侨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属于被排除在外的人群-他们从1992年开始才被允许参加选举和投票。
二战后瑞士在经济腾飞时从意大利和其他南欧国家招募了几十万的劳动力。在这段时间有850万的“外籍劳工”收到了首次居留许可。当时正蓬勃发展的建筑业，还有工业、餐饮业和农业都急需劳动力。
然而一些规定却要求：“外国人”在“干完活儿”后要回到其故乡。例如依照“季节工条例”：“外国劳动者”仅允许在瑞士停留9个月，其家庭成员要留守“国外”。
60年代中期瑞士的这种普遍工作待遇在国际上引发批评，瑞士不得不作出让步，例如允许家庭成员团聚等。经济利益相关集团及政治家们越来越担心外籍劳工会到其他国家去，所以决定允许部分外国劳工及其家属在瑞士安家落户。
有一点很明确：瑞士的经济繁荣始终离不开“外籍劳工”。从60年代中期这轮增长接近尾声时人们就开始公开讨论：究竟该赋予这些移民什么样的政治地位？-直至今日。
有一种较为响亮的回答是希望历史倒流：1968年“反对祖国和人民异国化国家行动”(简称：NA)极右翼组织提交了“Schwarzenbach动议”：要求将各州的外国人比例(日内瓦除外)限定在10%以下。
这一被称作“外国人化”的动议所引发的争议掀起滔天巨浪。在1970年6月的那个投票日，数十万人已打包好行李准备走人，他们担心必须离开这个国家，这样的经历至今让人记忆犹新。虽然该动议未获通过，但对许多人来说仅以54%险胜也是出乎意料的，它至今仍影响着瑞士的移民讨论，还一度成为行凶动机：1971年3月，该动议的狂热支持者在苏黎世杀害了意大利人Alfredo Zardini。
虽然NA组织出自极右翼阵营，但“外国人化”这一概念却并非他们发明，他们的政策只是契合了自20世纪初起瑞士人的一种普遍关切，他们一直在争论：外国人到底能不能“瑞士化”。
一项新的外国人政策动议
瑞士电影史上最成功的一部影片《瑞士人制造师》(Die Schweizermacher)在1978年就拿外事警察对同化(融入)者的态度开起了玩笑：他们热衷于小市民式的监视，对外国人无时无刻不怀疑。自70年代起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学术界和民间社会提出批评：人们不该再使用居高临下的“同化”(Assimilation)，而应采用更具平等色彩的“融合”。那时“融合”一词刚刚兴起，唤醒了人们对于改善移民生存环境的新希望。
1974年当国家行动组织准备发起又一个“反外国人化”的投票时，民间社会的反对呼声甚高。天主教工人运动(KAB)组织筹建了“大家在一起-为了人性化的外国人政策”工作组。
“在一起”运动呼吁出台促进团结的融合政策，并迅速赢得了广泛支持。时任工作组副主席的瓦莱人Pastor Jean-Pierre Thévenaz至今仍记得：那时的人们和组织团结一心，“从极左派到中间派”，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教会、自由资本主义人士都在谈论“人权与公正”。该运动还首次波及到德语区以外的意大利语区和法语区。
一些多由意大利、西班牙工人组成的大型组织也持支持态度。意大利Federazione delle Colonie Libere组织主席Gianfranco Bresadola在70年代末发表的“在一起”通函中指出，只有“通过充满活力且有效的融合、团结，才能逾越上千道藩篱”。
人们之所以毫不犹豫地支持“在一起”运动，也是因为它体现了“瑞士最民主的传统”。1980年10月-就在对此进行投票的数月前，投身于该运动的外国人组织还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为了“终于能让人们听见”-在通告中这样写到。
瑞士的“大家在一起”运动也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政治觉醒：从要人权、要团结的政治呼吁，到席卷全球的世俗化运动；从在欧洲要求给予流动短工更多权益的提案，直至在美国开展的“(黑人)民权”运动，都是为了给假定的“外来群体”以公民及社会权利。
同美国的民权运动一样，瑞士的“在一起”运动也强调社会是一个整体，而全社会的改变需要市民社会的参与。只有真正的融合才能让社会民主化。
1977年“在一起”工作组收集到了足够的签名，并且提交了正式命名为“为了人性化的外国人政策”动议(德)外部链接。1978年在伯尔尼举办了全国性的集会活动，提供政治讯息及特色美食的小摊位比邻而立。此外还有如电影放映等文化活动，音乐表演方面从智利难民的演出到传统的葡萄牙舞蹈应有尽有。不过“在一起”工作组的主席Paul O. Pfister在讲话中明确提到：这些都不该掩饰我们是在寻求政治及法律权益：
“站在这里的男男女女、外国人和瑞士人，所有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都要求瑞士选民和联邦及各州、社区的政府、议会及行政机构，可以将人道主义和团结的原则最终贯彻到我们国家的外国人政策中。……我们要求让外国人享有同瑞士人一样的法律及社会权益”。
“在一起”动议要求赋予生活在瑞士的外国人人权及全面的公民权，具体来说就是通过一项新的融合政策维护人们的家庭团聚权和社会保障权；通过一套整合程序让“瑞士人与外国人”更好地融合在一起；还有废除颇有争议、带歧视色彩的“季节工条例”等。
“在一起”议案留给我们的
联邦委员会和议会都建议拒绝该动议，一项反建议更是激化了运动中的矛盾。在工作组提出的众多要求中，仅“废除季节工条例”这一条，对某些人来说就已经过分了。在现实(强权)政治的谋划下，该动议被长期搁置，直至最后把投票日定在了1981年的4月5日。然而那时人们已淡忘了“在一起”运动，所以该动议的最终结局是惨败：否决率高达84％。
虽然如此高的反对率令人失望，但积极为外国人争取人权、推进融合政策的脚步却并未停止。只不过不在广阔的“政治舞台”上上演，而是致力于营造更加团结的网络，并提出地方性议案。“在一起”的活动家们将移民“第二代”的融合问题带入了新的讨论，并融入了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难民运动及反种族主义提案中。
“在一起”运动于90年代初偃旗息鼓并非偶然：此时东欧解体、新的全球化浪潮涌动；欧盟成立并推行了人员自由流动政策，移民问题迎来了新的时代转折。虽然由此看来“在一起”动议聚焦于60年代的“外籍劳工”似乎有些过时，但正如文章开头提到的，“在一起的精神”依然会得以传承，并在移民问题上持久地推动民主化的发展”。”
用马克斯·弗里施的话来说，瑞士不该自认为“伟大的继往者”，试图用所有方法来保护既有的；而应该一直当“开来者”，用创新去迎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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