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創新：瑞士給矽谷的啟示
矽谷是世界科技巨頭的聚集地，參觀矽谷可以發現一個鮮明的對比：一方面是澎湃的創新活力，另一方面卻是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瑞士模式能否提供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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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火車穿越矽谷，我只需透過車窗向外看一眼，便可見識到這裡的成功和財富所能帶來的一切：雖形式單一卻現代化的住宅，精心打理的花園以及戶外游泳池。當我抵達帕羅奧圖(Palo Alto)，這個電子晶片和電腦革命的搖籃，一道風景映入眼簾：深色車窗的特斯拉在街道上穿行，時髦人士騎著電動滑板車呼嘯而過 。
現今的矽谷不僅有眾多「獨角獸」公司(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新創公司)，也是全球五大科技巨頭中三家的總部所在地：Alphabet(Google母公司)、蘋果和Meta(Facebook母公司) 。但財富並沒有平等地惠及每個人。
矽谷與瑞士，兩個世界上最具創新精神的地區。它們之間有何不同？又有何共同點？它們能從對方身上學到什麼？在本系列報導中，我們將透過瑞士人的視角向您介紹矽谷，讓您近距離感受矽谷的誘惑、希望與矛盾。
史丹佛大學是世界上財力最雄厚、最昂貴的大學之一，在史丹佛大學附近整潔的道路上，停放著幾輛房車。每當傍晚時分，那些無法承擔矽谷高昂房租的家庭便會回到這些房車裡。他們中的一些人靠在校園內賣餐維生，有些人則擔任水電工或在科技公司上班。許多人移民到了美國，但看起來不像馬克·祖克柏或史蒂夫·賈伯斯。
「以為矽谷只有祖克柏這樣的人物，這是一種幻覺。我們正在努力打破這種迷信。」佛瑞德‧特納(Fred Turner)在史丹佛大學傳播系四樓的辦公室告訴我。正是因為這些辛勤工作的人們，那些大型科技帝國才能日復一日地運作。
四分之一的矽谷居民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特納曾是一名記者，幾十年來一直在研究新媒體技術對美國文化的影響。特納的辦公室有點像70年代的風格，地上散落著各種書籍。我注意到了一些書名，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黑暗時代的人性》和大衛·諾貝爾(David Noble)的《科技宗教》。
特納也積極發聲，強烈譴責矽谷居民和勞工面臨的不公現象。2018年，特納與攝影師瑪麗·貝絲·米漢(Mary Beth Meehan)共同創作了《看見矽谷：破碎美國的內部生活》，描繪了一些最弱勢的群體。
與擁有研究生或專業學位的勞動者相比，沒有高中及以下文憑的勞動者平均每年少賺11.5萬美元。而且這種差距還在擴大：根據矽谷指數(Silicon Valley Index)，2021年有23%的矽谷居民生活在貧窮線以下，較2019年增加了3%。
儘管如此，包括瑞士在內的許多城市和國家都在追求快速創新和財富創造的「矽谷夢」。 瑞士被稱為世界上最具創新精神的國家和「機器人矽谷」，同時也努力發展成為加密貨幣中心和創業文化中心。然而，特納認為，矽谷並沒有太多值得瑞士學習的地方。
相反，特納認為：瑞士或許能夠向這個加州的創新中心傳授一些經驗，例如在民主制度基礎上建立負責任的發展模式，在不引發住房或財富不平等危機的前提下，讓大型科技公司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
矽谷：一部剝削史
早在19世紀，如今的矽谷就是在無數原住民的苦難之上發展起來的。他們被剝奪土地，遭受奴役，同時，大量的外國勞工，尤其是中國和墨西哥人，也遭到了嚴重的剝削。這個過程催生出白人菁英階層，種族主義和對市場規則的藐視是他們成功的主要手段。記者馬爾科姆·哈里(Malcolm Harry)在他的著作《帕羅奧圖：加利福尼亞、資本主義與世界的歷史》中寫道，那時該地區的普遍觀念是，如果你富有並擁有豪宅，那 是因為你有才華，是你應得的。
由於史丹佛大學、半導體公司和軍事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富有成效，矽谷作為創新中心的地位在二戰結束後和冷戰期間開始形成。當時，原本用於飛彈的矽基芯片開始應用在電腦領域。從1960年代開始，嬉皮與科技專家攜手，共同構想電腦賦能個人、服務大眾的願景。
如今的矽谷巨頭們仍高談「賦能個人」和「創造社群」，倡導輕管制的商業模式。同時，窮人越來越窮，富人越來越富。特納說：「公司服務人類的夢想已化為噩夢，瑞士不應追求同樣的目標。」
科技繁榮，貧窮與不穩定加劇
藝術家和研究員謝里芙·王(Şerife Wong)也認為，所謂車庫天才型人物改變世界，不過是一種比較流行的幻覺。研究新興科技社會影響的謝里芙問道：「我們在理想化發明家神話，鼓吹美國夢，即白手起家成為超級富豪，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但誰最後真正過上了好生活？」謝里芙也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共同研究員。
在史丹佛大學與特納會面的前一天，我與謝里芙坐在舊金山一家咖啡館外，那裡距離唐人街不遠。我們聊天時，一位無家可歸的女士坐在附近的桌子旁，脫掉了身上大部分的衣服。就在這時，一輛橙白相間的無人駕駛汽車在十字路口停下，等待行人過馬路。舊金山是世界上最早測試自動駕駛汽車和送貨機器人的城市之一。但普通人從中獲得了什麼？
謝里芙沉思後說：「普通人變得越來越窮，工作也越來越不穩定。」她以沒有醫療保險的網路叫車司機為例，這些司機依賴優步(Uber)不透明的演算法，艱難地維持生計。非裔美國人和拉丁裔家庭受貧窮的影響尤其嚴重。
瑞士：創新水準高，不平等程度低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歐洲有值得美國學習的地方。特納說，法國和德國是歐盟的基石國家，它們可以成為典範，顯示強大的社會制度和通用規則能讓科技為民主服務，而非讓民主為科技服務。
他認為，瑞士擁有獨特的地理環境和直接民主制，同樣可以成為榜樣。瑞士在公共教育上投入龐大(佔GDP的16%，而美國僅10%)，就連世界知名的大學也由政府資助，所有社會階層均可就讀。
特納認為：「像瑞士這樣創新水準高但不平等程度低的國家，幾乎沒什麼可從矽谷學習的地方。事實上，瑞士已經連續13年在全球創新指數排名(多語)中名列前茅。此外，就收入分配而言，瑞士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國家之一，儘管財富逐漸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與矽谷一樣，蘇黎世市也是多家大型科技公司的所在地，也是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城市之一。但在這裡，也有7%的人口被認為是窮人，這是瑞士最低的比例。
聖加侖大學(University of St.Gallen)科學與創新史教授卡斯帕爾‧赫希(Caspar Hirschi)也認為，瑞士不應模仿矽谷。不過，赫希也看到了瑞士體系的限制。在這個體系中，少數幾家大公司在政治和社會上握有大量權力。赫希透過電子郵件寫道：「沒有任何經濟體係是完全民主的」。
赫希認為，不同之處在於，與矽谷的商人相比，瑞士企業家更低調、更不自負。瑞士企業家重視穩定，因此不會否定民主制度的合理性。此外，市場規則和福利體制的存在使他們有義務為公共利益做出貢獻。
瑞士給矽谷的啟示
史丹佛大學的特納深信，瑞士的民主基礎將使其在創新的同時，不會像矽谷那樣陷入不平等困境。特納認為瑞士能夠為美國提供啟示。
特納表示：「1945年，美國幫助歐洲大陸重拾民主。現在是歐洲回饋的時候了。」
當我們的談話接近尾聲時，特納說想給我看樣東西。我們離開辦公室，走向史丹佛大教堂。這座教堂是由簡·斯坦福為紀念她的丈夫利蘭·斯坦福而建，兩人於1885年在一片曾經是農場和牧場的土地上共同創建了這所大學。當時沒有人能想到，這片荒涼的鄉村有一天會成為創新的代名詞，如此深刻地影響全世界。
(譯自英文：瑞士資訊中文部，編輯：Sabrina Weiss及Veronica De V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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