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是人类认识宇宙的另一双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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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树德教授与我曾经有过交集，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短暂的书信交往，记得他在某年春节还给我寄来过贺卡。对于一个欧洲人，潜心研究中国传统医学，其精神令人感佩，我一直对此公甚有好感。

关于文教授的观点，我无法简单地以“赞同”或“反对”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文教授论述的某些看法符合历史，也反映了现实，因此会引起了我的一些共鸣。(相关译文和讨论请参阅右下方：相关链接)

但文树德(Paul Unschuld)教授毕竟是西方人，研究中医的时间再长，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一定会有疏漏之处，其中有较多带有误导性质的言论，给西方(尤其是德语区国家)对中医的认识造成偏见，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中医不是艺术品

对于文教授所言《中医实际就是一个艺术产品》(Die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Medizin ist in Wirklichkeit ein Kunstprodukt)，不知道是不是德文与中文翻译之间有歧义？文教授如果真的将中医视为艺术品，这显然不像是浸淫汉学数十年的专家说出来的话。

艺术品是供人观赏，点缀生活，产生美感和精神享受的产品，基本上没有实用性。但是中医却不然，它最大的功能便是实用，能用来解除人类的痛苦，提供健康服务，治疗疾病。相信大量的欧洲人都是通过看病才结识中医的。在中医的思想里，确实有艺术性的表达，有文学作品的夸张和修饰，但其核心成分却是实用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这些肯定不是用艺术品“观赏和点缀功能”所能涵盖的。

中医不是政治的产物

中国到底有没有一个“委员会”，负责将中医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原理摘除出去？中医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种‘艺术品’”？我认为文教授说这样的话，如果不是政治偏见，那一定是孤陋寡闻，甚至是将臆想或猜测当作结论。这种说法会给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世界传递一个虚假的信息，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用政治权利干涉学术研究，强制篡改传统文化。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本人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在我领导下的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从事的正是研究中医古代文献的工作，我和我的同事们整天都在阅读中医古籍，我们的成果源源不断地向人们介绍中医优秀的理论、技术、药物，这些都是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古人遗留给中国人的真实话语，我们用自己的思想和知识直接和古人对话，从来没有人要求我们摘除什么，留下什么！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中医古籍珍本集成》，就是将中医古籍原样影印，加以校勘、注释，提供给全国学习中医的人阅读。

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古人不同，在纷繁多样的中医遗产中提取精华，加以规范，成为可供教学的教材，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因作者的思想、立场、阅历、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影响到现代中医著作的表述，尤其是在中国的“文革”期间，中医教材中出现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比附中医思想的现象。但是，这毕竟是短暂的，不能因此就认为“现在的中医只是‘和现代科学医药相结合’的很小的一部分”。文教授文章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糟蹋了博大精深的中医。

此外，文教授还无端猜忌和怀疑在欧洲的中国医师，他说：“在中国能够挣到比国外更多的钱，因此除了政治或者世界观的原因，中医没有理由出国从业”，这就让人更加怀疑，文教授发表这些言论的动机。我自己在欧洲工作过较长时间，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政治原因，更不明白所谓的“世界观”指的是什么？难道文教授在暗示：去国外行医的都是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

中医国际化不仅仅是中国的战略

文树德教授认为：“中国借此(指中医)出口价值数百万的药材”、“中国现在投资大笔资金将中医打入国际市场是一种战略，80年代后期有关中医的讨论进入较高的政治层面，柏林墙倒塌之后，中国投资数百万支持一个所谓的波恩项目，在上海附近和欧洲建立一个国际中医中心，主要目的就是打开市场”；他强调，“相互学习是医学进步的基础，但是中国这种务必让中医国际化、同时还要将其控制在手的策略是问题的所在”！字里行间，充满政治指责的意味。

中医药国际化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不是我们硬要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友邻，而是有着非常现实的背景：首先，在全球性回归大自然的今天，中医药的简便高效，较少医源性副作用，是弥补现代医学不足、解决现代生物医学严重缺陷的优秀理论和技术；其次，纯天然药物是继化学药物、生物制药、基因工程类药品之后最具发展前景的药物。

天然药物因无明显毒副作用，在治疗局部疾病的同时，能明显地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给药途径方便，价格低廉等优势，广泛地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受到制药企业的推崇，因中药等天然药物研发成本低，研发周期短，研发成功概率高，药品利润空间大，市场发展前景好，已成为一块诱人的奶酪。这就是“中医药国际化”的大背景。就连文教授自己也说：“西方人对于中医还是心怀某种信任的”。

至于“中医药国际化”作为一种战略，不仅仅只是中国在做，整个西方更是摩拳擦掌，金鼓齐鸣，争抢一块巨大的蛋糕。

近年来，世界各国(包括欧洲国家)以资源占有为目的，将中医药国际化作为一场资源争夺战来打，世界前10强的医药集团纷纷进入中国本土，利用中医处方、中国工人、中国原料，制成洋中药(或功能性食品)攫取高额利润；如日本将中国的“六神丸”改制成“救心丹”，每年销售额高达1亿多美元。

中国迄今却没有一个中成药能以处方药名义进入欧美等国主流医药市场。同时，西方人纷纷在中国境内抢注中药专利，将中国人祖先传下来的中药方剂装进自己的腰包，目前外国人获准的中药专利数已高达1万多项，占中国同类专利的80%以上。

在争夺中国资源的同时，西方人设置技术壁垒，阻止我国的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如2004年《欧盟传统药品法案》规定，自2011年5月起“对欧盟市场出口药品的生产厂家必须通过欧盟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准则》(GMP)，出口药品的质量必须符合欧盟药典标准，欧盟的进口商必须办理药品进口许可证”等条款，是否符合欧盟药典标准，必须通过检测、注册，而每种草药的注册费高达100多万人民币。此外，法国、日本、韩国都纷纷争夺各种中医药(含针灸、推拿、耳针等)技术标准，至少也要在声势上抢得先机。

面对这种局面，文教授却在责备中国的“中医药国际化战略”，到底出于什么目的？

中医的整体思想不容怀疑

文树德表示：“直至17世纪，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中国，人生病的原因只有两个，上帝和魔鬼”，这句话对欧洲来说没有问题，但是中国而言，却是无视历史的，抑或是无知！文教授既然翻译了《黄帝内经》，那肯定知道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已经提出了生病的原因是“风、寒、暑、湿、燥、火”，是“虫兽、金刃、房室”，是“喜、怒、忧、思”……这些，哪里和“上帝”有关系？哪里又说到了“魔鬼”？

汉学家文树德研究中医20余年，却认为中医“不可能是一个整体医学”！报道的译文是“从18世纪开始，西方认识到工作、居住和环境条件都有可能引起疾病。而中医在没有外科，病源体分析和心理治疗的情况下，不可能是一个整体医学。”

诞生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黄帝内经》，凝炼着前辈的睿智思想和伟大发现。其中最伟大的成就，是给后代留下了独特的具有整体特征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构建了另类的价值观念。因为中国古人在当时工具条件匮乏的情况下，只能以“整体”的立场去认知。

一头牛在农民眼里是耕地的工具，而在屠夫眼里只是一堆肉和骨头。一个人患病，中医和西医的解释截然不同，中医认为是“人”病了，西方却认为是“器官、组织、细胞”病了。可见，中医的整体认知方式对于当今世界以“唯科学”判定是非的认知方式和价值观念而言，不谛是认识世界的另一双眼睛。

再说，说中医没有外科、病原体分析、心理治疗，都是无视史实的不实之词：汉代华佗的手术外科，隋代《诸病源候论》中的战伤外科；晋隋时期以尿甜认识糖尿病、“疥虫”引发疥疮等病原微生物知识；从《黄帝内经》到金元时期《儒门事亲》中心理治疗案例……文教授对这些岂能熟视无睹？更何况还以之判定中医不是整体医学，太荒唐了。

文教授还认为，“2000年以前中医实际上有两条不同理论并存，一个是二元论理论，就是将所有现象分成二、四、六或者十二个种类；而另一个理论则将一种现象分成5种类别，根据这一理论人的身体是由4-6个脏腑构成，而根据另一种理论人体则由5个脏腑构成。中国人似乎并不在意这种不统一，而西方人必须要知道到底是几个脏腑。在今天的中医教材中，都讲述的是5个五脏学说。”

不知道文教授所说的“2000年”这个节点有什么依据？至少，认为中医“二元论”、“五元论”的说法。并没有将中医理论真实的内涵告诉西方人，中医不仅有“二元”、“五元”的说法，也有“三焦”、“四时”、“八纲”、“十剂”等等多元的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在数字上不一样，但正是中国人整体思维的表现，他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和人体，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健康与疾病问题。

与西方人习惯用形式逻辑看待事物，中医则是以辩证逻辑的方式，古代没有先进的仪器设备来观察人体结构，中医非常聪明地采用“以现象推导本质”的方法，发明了很多认知方式，例如“三焦”，本来不是一个脏腑，而是中医根据液体代谢的过程，人为地将人分成上、中、下三个部分来描述水代谢的特点。

就像地球上本来没有经线、纬线，人们为了方便划分区域，人为地画出经纬线一样。中医其他的脏腑也都是这样，都是功能的集合，这与解剖学上的脏腑完全不是一回事。不把这些告诉西方人，他们肯定会认为中医理论荒诞不经。

中医的历史要准确表述

文教授还说到中医进入西方的历史，他说：“中医进入西方，要感谢一名名叫James Reston的记者，他1971年陪同安全专家Kissinger为准备总统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去了北京，因犯了阑尾炎而不得手术，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中医在用针灸为他止疼。因此他回去写了一篇名为《关于我在北京的手术》的文章登在《纽约时报》上， 从此引发了西方人对中医的风靡。”

中医进入西方，远远不止于1971年，至少在700 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时代，中医就已经风靡欧洲。针灸、中药姑且不说，仅仅现在大家看到、吃到的很多食物，都是那时候中医传到欧洲的证据。例如：

法国的“哈姆茶”，其配方出自晋代葛洪(公元284～364年)的《肘后备急方》，这是一种用中药紫苏叶沏的茶，有和胃理气，解食物毒性等作用。

流行于意大利的“大黄酒”，原配方见于梁代陶弘景(公元456年～536年)的《本草经集注》。凡到过欧洲的旅行者几乎都要品尝这种含大量泻药的苦酒，饭前开胃，饭后消食，次日通肠；经常饮用，推陈致新，益寿延年。这种酒很适合欧美那些生活处于无规律或夜生活者的需要，所以历时700 年兴盛而不衰。

古老的“杜松子酒”，是载于我国元代的配方，其成分并非松子，而是中药“柏子仁”。这种酒欧美人称之为“健酒”，因为它有很好的养心安神功效，也极适合欧洲人饮用。据考证，该酒的最早使用，是陶弘景的创造。

在罗马和巴黎街头，可以看到典型的中国风味食物――绿豆煎饼，当地人称其为“保健热狗”，认为它有健肤美容、利水解毒的功效，这种食品的做法和有关的理论，追溯其源头，也是出自古代中医的食疗方。

以上这些，还远远不能澄清文树德教授传达的错误内容，既然西方有需求，中医学的传播就是不可抗拒的时代现象，政治有国界，如果中国政府试图把一个有问题的医学强加给西方，那么西方人自然就会说“不”，而无需文教授欲言又止的“教诲”。

相关背景

5月26日，瑞士德语区《每日导报》(Tages-anzeige)刊登了一篇采访德国汉学家文树德教授对中医提出质疑的文章《中医实际就是一个艺术产品》，引人深思同时也引来了许多争议。

就此，我们请曾在瑞士工作过的现就职于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旭东教授对此发表了一些见解。

文章原文、大致中文译文及相关讨论请参阅下方“相关链接”。

王旭东

1954年10月生，安徽和县人，汉族。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 

1973-1975，芜湖中医学校中药学专业学习。

1975-1982，任安徽滁县地区卫校中医教研组组长。

1980-1982，年安徽中医学院学习。

1982-1985，于湖南中医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

1985年至今、2006年历任南京中医药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室主任。

文树德(Paul Unschuld)

二十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医，对中文和中医都颇有建树，将《黄帝内经素问》和《难经》翻译成了英文。他在接受瑞士报纸采访时的一语《中医实际上是一种艺术产品》，产生了“语惊四座”的效果。

瑞士中医从业者反响

蒋永光教授：关于病因认识，事实上，欧洲和中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起点。早在2000年前，这两个地区都出现了具有朴素辨证法思想的古代医学，即希波克拉底时代的医学和中国《内经》时代的医学。那时，人们就认识到环境对人体和疾病的影响。然而，在欧洲，这些认识在中世纪被淹没殆尽，而到文艺复兴才重新唤醒。所谓“上帝和魔鬼的病因论”就是欧洲中世纪的产物。

  

至于是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学习和掌握中医。我接触过不少在我所在学校学习中医的外籍学生，他们来自美国、德国、法国、以色列等很多国家。他们中的有些人学得非常好，甚至超过同班级的中国学生。

也就是说，中医理论为学习者预留了大量思想空间。因此，中国人和外国人学中医，完全可能对中医有不同理解和领悟。本人认为，这正是中医未来发展的动力所在。这正是中医未来发展的动力所在。

瑞士资讯华人论坛-ARZT：中医的阴阳和五行的概念，无非就是本源的“炁”的2种或5种不同的运行方式或存在方式而已，是对“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的世间万象的一种概括和分类。

而“五脏”、“六腑”等概念早就存在于古老的中医典籍中，它们表述的五组、六组不同的人体机能，分别命名为心肝脾肺肾和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

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后，当时的知识分子套用了中医学中概念，讲西方解剖学的脏器分别用此命名，这只不过是翻译者面对2种不同语言困难沟通时的无奈之举，所以中医的脏腑概念跟西医解剖学的脏腑概念根本就有着本源的不同，一个讲的是功能，一个讲的是那块“肉”，这是初学中医时必须认清的概念。

论坛-Laolo：对于文教授的文章，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很滑稽，观点偏颇。作为一名中医，有责任说几句话。

中医师是“有中国脸但是没有学习中医”，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一般是因为各种原因生活在瑞士的中国人，随着中医热的兴起及其对中医的兴趣，回国进修了几个月的中医，就开始在瑞士扎针灸，瑞士这方面的考察确实不严格，最严的也就是RME，要求600学时既可以扎针灸。

这部分人约占瑞士中医的一小部分，但是瑞士中医的主流还是从中国过来的，受过系统教育，有临床经验的中医。所以，良莠不齐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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