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北方的製錶大師
芬蘭人Kari Voutilainen是一位受到世界各地收藏家尊敬的設計師和製錶師,最近他在納沙泰爾州開設了一家新的工廠。瑞士資訊有幸見到了這位當代製錶業的領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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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條蜿蜒崎嶇的森林公路的盡頭,納沙泰爾州和法國交界處,曾經的拿破崙飯店(Chapeau de Napoleon)聳立在瓦勒德特維爾(Val-de-Travers)山谷中,在這海拔近1000米的地方,可以將弗勒里耶村(Fleurier)及這裡著名的鐘錶製造商帕瑪強尼(Parmigiani)、蕭邦(Chopard)、沃徹(Vaucher)的工廠駐地盡收眼底。
Kari Voutilainen在他買下並徹底翻新的大樓前的停車場靜靜地等著我們,他穿著一件灰色的馬球衫,頭頂上還戴著他的放大鏡。他熱切地與我們握手,友好、熱情地與我們打招呼。
儘管他的名字聽起來很像芬蘭小說家阿托·帕西林納(Arto Paasilinna)筆下的人物,但從他身上,絲毫也找不到北歐人冷漠和沈默寡言的特點。
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Kari Voutilainen堪稱是製錶業的萊昂內爾·梅西(Lionel Messi)。他在日內瓦鐘錶大賽上獲得過至少8個獎項,這是業內最負盛名的獎項之一。他設計的手錶被全世界富裕的收藏家以天價買走,尤其受到美國人的喜愛。他製作的手錶,“基本款”的最低價格也要75’000 瑞郎(稅前),而且排隊等待的名單還在加長。
從拉普蘭到瑞士
然而,Voutilainen並非一位天生的製錶大師。 1962年出生的他,生命中的前20年是在芬蘭拉普蘭的一個以木材工業為主的小港口城市凱米(Kemi)度過的。但他很早就清晰地知道,他不想花太多時間在書本上。他說:“我更喜歡做手工和雕刻木材,而不是當一個書蟲。”
當義務教育快要結束時,Voutilainen在他父親的一個朋友經營的鐘錶車間裡實習了兩天。 “那是一個真正的啟示。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人為什麼能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一種宗教。這很難說清楚,但從那天起,我就再也不想做別的了,”這位每週在他的工廠工作近80個小時,連週末也不休息的人說。
他說服了他的父親,一位有點執拗的新教銀行家,讓他在赫爾辛基附近著名的塔皮奧拉鐘錶學校(Tapiola-Uhrmacherschule)報了名。晚上,下課後,他就把舊鐘錶拆了,研究那些磨損的零件,從中獲得專業知識。
在瑞典邊境小鎮伊利托尼奧(Ylitornio)的一家鐘錶修理廠做了第一份工作後,在求知欲的驅使下,他最終來到了瑞士-鐘錶業的希望之地。
獨立的夢想
1989年,他第一次來到納沙泰爾,參加瑞士鐘錶培訓和發展中心Wostep舉辦的一個學習班。 Voutilainen說:“那是世界上唯一提供帶有複雜機制的手錶課程的學習班。石英手錶帶來的危機已經過去,機械手錶逐漸重獲地位。
此後的兩次相遇改變了他的人生:第一次是與米歇爾·帕瑪強尼(Michel Parmigiani)的相遇,帕瑪強尼在成立自己品牌之前,聘請他在自己的車間修復古董錶。
Voutilainen在帕瑪強尼那裡工作了近十年,並遇到了他後來的師傅,並將高級製錶技藝的所有秘密全盤教給他的人-Charles Meylan。 ”是他鼓勵我製作出我的第一塊懷錶。“我是在工作時間之外,晚上在我的公寓裡完成的,”Voutilainen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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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ostep工作了三年後-他後來成為教師教授帶有複雜的機械表課程-Voutilainen實現了一個長期藏在心底的夢想,2002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2005年,他在巴塞爾鐘錶展上展示了第一款與他的名字有關的手錶,並引起了轟動:一款每十分鐘而不是每一刻鐘報一次鐘的中繼器時鐘。
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也為了有更多時間陪伴妻子和兩個孩子,這位完美主義者逐漸僱用了更多的製錶師和其他技工。結果就有了這樣一間工廠-在這裡每一支錶都能按照他精心的設計,準確無誤地製作完成。
自主性和超本地的產品
Voutilainen還通過成為兩家為他生產錶盤和錶殼的公司的股東,享有一種其他製錶大師不具備的奢侈:幾乎完全獨立於其他供應商。
“如今,除了機芯的三個組件:主發條、平衡彈簧和寶石外,其他都由我們自己生產。這種垂直化管理是成功的關鍵。例如,在疫情期間,我們得以免遭令整個行業深受其害的供應鏈斷裂問題的影響,”這位來自芬蘭的製錶商欣慰地說。
他所需的鐘錶配件,從不允許從亞洲進口,他的錶帶從一位本地為著名皮具品牌工作的女工匠那裡訂製,手錶的包裝盒來自一位當地木匠。
積極性和生活態度
技術精準、細膩、低調和做工精細的手工令Voutilainen從上海到墨西哥城都擁有很好的聲譽。然而,他卻告訴我們,他招的僱員並非都是些有天賦的人,“當我僱用一名新員工時,我首先看他/她是否擁有積極性,還有他們的生活態度,其他的都可以學。”
Voutilainen喜歡使用非常年輕的員工,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住在瓦勒德特維爾山谷或鄰近的法國。他說:“他們身上還沒有許多壞習慣;也還沒有學會在那些各自為政的獨立隔離式工作間中工作-像大多數鐘錶業工作環境一樣。
儘管他對於目前的製錶培訓和過度工業化表示不滿,但Voutilainen對製錶工藝的未來卻持相當樂觀的態度,正如他在以下影片中所說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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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常重視技能和製錶的傳承與保護,“我沒有什麼可隱藏的,我與我的團隊和顧客都以開放的態度工作,墳墓裡的秘密已經夠多了,”他笑著說。
在Voutilainen的 “工廠”裡,每年只生產60-70支手錶,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藝和創作中。與大多數鐘錶品牌不同,營銷和傳播部門只佔據公司財政資源的一小部分。
因此這些工作都由Voutilainen一人負責。 Voutilainen說:“我接待客戶,負責銷售,並親自參加展會。”
與其他豪華錶品牌及他們衣著考究的銷售人員相比,這種私人接觸佔有很大的優勢。 “上週我接待了一位來自新加坡的客戶。這個地方的寧靜和魅力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你可以想像,對於一個常年生活在混凝土建築中的人來說,這種反差是多麼大! 因此,我們出售的是一個獨特的故事、一次邂逅和一段持久的記憶。這就是我們的優勢,”Voutilainen說。
(譯自德文:楊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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