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创新：瑞士给硅谷的启示
硅谷是世界科技巨头的聚集地，参观硅谷可以发现一个鲜明的对比：一方面是澎湃的创新活力，另一方面却是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瑞士模式能否提供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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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火车穿越硅谷，我只需透过车窗向外看一眼，便可见识到这里的成功和财富所能带来的一切：虽形式单一却现代化的住宅，精心打理的花园以及户外游泳池。当我抵达帕洛阿尔托(Palo Alto)，这个电子芯片和计算机革命的摇篮，一道风景映入眼帘：深色车窗的特斯拉在街道上穿行，时髦人士骑着电动滑板车呼啸而过。
如今的硅谷不仅有众多“独角兽”公司(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还是全球五大科技巨头中三家的总部所在地：Alphabet(谷歌母公司)、苹果和Meta(Facebook母公司)。但财富并没有平等地惠及每个人。
硅谷与瑞士，两个世界上最具创新精神的地区。它们之间有何不同？又有何共同点？它们能从对方身上学到什么？在本系列报道中，我们将通过瑞士人的视角向您介绍硅谷，让您近距离感受硅谷的诱惑、希望和矛盾。
斯坦福大学是世界上财力最雄厚、最昂贵的大学之一，在斯坦福大学附近整洁的道路上，停放着几辆房车。每当傍晚时分，那些无法承担硅谷高昂房租的家庭便会回到这些房车里。他们中的一些人靠在校园内卖餐维生，另一些人则担任管道工或在科技公司上班。许多人移民到了美国，但看起来并不像马克·扎克伯格或史蒂夫·乔布斯。
“以为硅谷只有扎克伯格这样的人物，这是一种幻觉。我们正在努力打破这种迷信。”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在斯坦福大学传播系四楼的办公室里告诉我。正是因为这些辛勤工作的人们，那些大型科技帝国才能日复一日地运转。
四分之一的硅谷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特纳曾是一名记者，几十年来一直在研究新媒体技术对美国文化的影响。特纳的办公室有点像上世纪70年代的风格，地上散落着各种书籍。我注意到了一些书名，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黑暗时代的人性》和大卫·诺贝尔(David Noble)的《科技宗教》。
特纳还积极发声，强烈谴责硅谷居民和劳动者面临的不公正现象。2018年，特纳与摄影师玛丽·贝丝·米汉(Mary Beth Meehan)共同创作了《看见硅谷：破碎美国的内部生活》，描绘了一些最弱势的群体。
与拥有研究生或专业学位的劳动者相比，没有高中及以下文凭的劳动者平均每年少赚11.5万美元。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根据硅谷指数(Silicon Valley Index)，2021年有23%的硅谷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较2019年增加了3%。
尽管如此，包括瑞士在内的许多城市和国家都在追求快速创新和财富创造的“硅谷梦”。瑞士被称为世界上最具创新精神的国家和“机器人硅谷”，同时还在努力发展成为加密货币中心和创业文化中心。然而，特纳认为，硅谷并没有太多值得瑞士学习的地方。
相反，特纳认为：瑞士或许能够向这个加州的创新中心传授一些经验，比如在民主制度基础上建立负责任的发展模式，在不引发住房或财富不平等危机的前提下，让大型科技公司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硅谷：一部剥削史
早在19世纪，如今的硅谷就是在无数土著居民的苦难之上开发起来的。他们被剥夺土地，遭受奴役，与此同时，大量的外国劳工，尤其是中国和墨西哥人，也遭到了严重的剥削。这一过程催生出白人精英阶层，种族主义和对市场规则的藐视是他们获取成功的主要手段。记者马尔科姆·哈里(Malcolm Harry)在他的著作《帕洛阿尔托：加利福尼亚、资本主义与世界的历史》中写道，那时该地区的普遍观念是，如果你富有并拥有豪宅，那是因为你有才华，是你应得的。
由于斯坦福大学、半导体公司和军事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富有成效，硅谷作为创新中心的地位在二战结束后和冷战期间开始形成。当时，原本用于导弹的硅基芯片开始应用在计算机领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嬉皮士和科技专家携手，共同构想计算机赋能个人、服务大众的愿景。
如今的硅谷巨头们仍高谈“赋能个人”和“创造社群”，倡导轻管制的商业模式。与此同时，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特纳说：“公司服务人类的梦想已化为噩梦，瑞士不应追求同样的目标。”
科技繁荣，贫困与不稳定加剧
艺术家和研究员谢里芙·王(Şerife Wong)也认为，所谓车库天才型人物改变世界，不过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幻觉。研究新兴技术社会影响的谢里芙问道：“我们在理想化发明家神话，鼓吹美国梦，即白手起家成为超级富豪，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谁最后真正过上了好生活？” 谢里芙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共同研究员。
在斯坦福大学与特纳会面的前一天，我与谢里芙坐在旧金山一家咖啡馆外，那里距离唐人街不远。我们聊天时，一位无家可归的女士坐在附近的桌子旁，脱掉了身上大部分的衣服。就在这时，一辆橙白相间的无人驾驶汽车在十字路口停下，等待行人过马路。旧金山是世界上最早测试自动驾驶汽车和送货机器人的城市之一。但普通人从中获得了什么？
谢里芙沉思后说道：“普通人变得越来越穷，工作也越来越不稳定。”她以没有医疗保险的网约车司机为例，这些司机依赖优步(Uber)不透明的算法，艰难地维持生计。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家庭受贫困的影响尤为严重。
瑞士：创新水平高，不平等程度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欧洲有值得美国学习的地方。特纳说，法国和德国是欧盟的基石国家，它们可以成为典范，表明强大的社会制度和通用规则能够让科技为民主服务，而非让民主为科技服务。
他认为，瑞士拥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直接民主制，同样可以成为一个榜样。瑞士在公共教育上投入巨大(占GDP的16%，而美国仅为10%)，就连世界知名的大学也由政府资助，所有社会阶层均可就读。
特纳认为：“像瑞士这样创新水平高但不平等程度低的国家，几乎没什么可从硅谷学习的地方。事实上，瑞士已经连续13年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多语)中名列前茅。此外，就收入分配而言，瑞士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尽管财富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与硅谷一样，苏黎世市也是多家大型科技公司的所在地，是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城市之一。但在这里，也有7%的人口被认为是穷人，这是瑞士最低的比例。
圣加仑大学(University of St.Gallen)科学与创新史教授卡斯帕尔·赫希(Caspar Hirschi)也认为，瑞士不应模仿硅谷。不过，赫希也看到了瑞士体系的局限性。在这个体系中，少数几家大公司在政治和社会上握有大量权力。赫希通过电子邮件写道：“没有任何经济体系是完全民主的”。
赫希认为，不同之处在于，与硅谷的商人相比，瑞士企业家更为低调、不那么自负。瑞士企业家重视稳定，因此不会否定民主制度的合理性。此外，市场规则和福利体制的存在使他们有义务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
瑞士给硅谷的启示
斯坦福大学的特纳深信，瑞士的民主基础将使其在创新的同时，不会像硅谷那样陷入不平等困境。特纳认为瑞士能够为美国提供启示。
特纳表示：“1945年，美国帮助欧洲大陆重拾民主。现在是欧洲回馈的时候了。”
当我们的谈话接近尾声时，特纳说想给我看样东西。我们离开办公室，向斯坦福大教堂走去。这座教堂是由简·斯坦福为纪念她的丈夫利兰·斯坦福而建，两人于1885年在一片曾经是农场和牧场的土地上共同创建了这所大学。当时没有人能想到，这片荒凉的乡村有一天会成为创新的代名词，如此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
(译自英文：瑞士资讯中文部，编辑：Sabrina Weiss及Veronica De V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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