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北方的制表大师
芬兰人Kari Voutilainen是一位受到世界各地收藏家尊敬的设计师和制表师,最近他在纳沙泰尔州开设了一家新的工厂。瑞士资讯有幸见到了这位当代制表业的领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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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条蜿蜒崎岖的森林公路的尽头,纳沙泰尔州和法国交界处,曾经的拿破仑饭店(Chapeau de Napoleon)耸立在瓦勒德特维尔(Val-de-Travers)山谷中,在这海拔近1000米的地方,可以将弗勒里耶村(Fleurier)及这里著名的钟表制造商帕玛强尼(Parmigiani)、萧邦(Chopard)、沃彻(Vaucher)的工厂驻地尽收眼底。
Kari Voutilainen在他买下并彻底翻新的大楼前的停车场静静地等着我们,他穿着一件灰色的马球衫,头顶上还戴着他的放大镜。他热切地与我们握手,友好、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
尽管他的名字听起来很像芬兰小说家阿托·帕西林纳(Arto Paasilinna)笔下的人物,但从他身上,丝毫也找不到北欧人冷漠和沉默寡言的特点。
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Kari Voutilainen堪称是制表业的莱昂内尔·梅西(Lionel Messi)。他在日内瓦钟表大赛上获得过至少8个奖项,这是业内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他设计的手表被全世界富裕的收藏家以天价买走,尤其受到美国人的喜爱。他制作的手表,“基本款”的最低价格也要75’000 瑞郎(税前),而且排队等待的名单还在加长。
从拉普兰到瑞士
然而,Voutilainen并非一位天生的制表大师。1962年出生的他,生命中的前20年是在芬兰拉普兰的一个以木材工业为主的小港口城市凯米(Kemi)度过的。但他很早就清晰地知道,他不想花太多时间在书本上。他说:“我更喜欢做手工和雕刻木材,而不是当一个书虫。”
当义务教育快要结束时,Voutilainen在他父亲的一个朋友经营的钟表车间里实习了两天。“那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人为什么能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一种宗教。这很难说清楚,但从那天起,我就再也不想干别的了,”这位每周在他的工厂工作近80个小时,连周末也不休息的人说。
他说服了他的父亲,一位有点执拗的新教银行家,让他在赫尔辛基附近著名的塔皮奥拉钟表学校(Tapiola-Uhrmacherschule)报了名。晚上,下课后,他就把旧钟表拆了,研究那些磨损的部件,从中获得专业知识。
在瑞典边境小镇伊利托尼奥(Ylitornio)的一家钟表修理厂做了第一份工作后,在求知欲的驱使下,他最终来到了瑞士-钟表业的希望之地。
独立的梦想
1989年,他第一次来到纳沙泰尔,参加瑞士钟表培训和发展中心Wostep举办的一个学习班。Voutilainen说:“那是世界上唯一提供带有复杂机制的手表课程的学习班。石英手表带来的危机已经过去,机械手表逐渐重获地位。
此后的两次相遇改变了他的人生:第一次是与米歇尔·帕玛强尼(Michel Parmigiani)的相遇,帕玛强尼在成立自己品牌之前,聘请他在自己的车间修复古董表。
Voutilainen在帕玛强尼那里工作了近十年,并遇到了他后来的师傅,并将高级制表技艺的所有秘密全盘教给他的人-Charles Meylan。”是他鼓励我制作出我的第一块怀表。“我是在工作时间之外,晚上在我的公寓里完成的,”Voutilainen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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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ostep工作了三年后-他后来成为教师教授带有复杂的机械表课程-Voutilainen实现了一个长期藏在心底的梦想,2002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2005年,他在巴塞尔钟表展上展示了第一款与他的名字有关的手表,并引起了轰动:一款每十分钟而不是每一刻钟报一次钟的中继器时钟。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也为了有更多时间陪伴妻子和两个孩子,这位完美主义者逐渐雇用了更多的制表师和其他技工。结果就有了这样一间工厂-在这里每一支表都能按照他的精心设计,准确无误地制作完成。
自主性和超本地的产品
Voutilainen还通过成为两家为他生产表盘和表壳的公司的股东,享有一种其他制表大师不具备的奢侈:几乎完全独立于其他供应商。
“如今,除了机芯的三个组件:主发条、平衡弹簧和宝石外,其他都由我们自己生产。这种垂直化管理是成功的关键。例如,在大流行病期间,我们得以免遭令整个行业深受其害的供应链断裂问题的影响,”这位来自芬兰的制表商欣慰地说。
他所需的钟表配件,从不允许从亚洲进口,他的表带从一位本地为著名皮具品牌工作的女工匠那里定制,手表的包装盒来自一位当地木匠。
积极性和生活态度
技术精准、细腻、低调和做工精细的手工令Voutilainen从上海到墨西哥城都拥有很好的声誉。然而,他却告诉我们,他招的雇员并非都是些有天赋的人,“当我雇用一名新员工时,我首先看他/她是否拥有积极性,还有他们的生活态度,其他的都可以学。”
Voutilainen喜欢使用非常年轻的员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住在瓦勒德特维尔山谷或邻近的法国。他说:“他们身上还没有许多坏习惯;也还没有学会在那些各自为政的筒仓式工作间中工作-像大多数钟表业工作环境一样。
尽管他对于目前的制表培训和过度工业化表示不满,但Voutilainen对制表工艺的未来却持相当乐观的态度,正如他在以下视频中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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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常重视技能的传承和制表遗产的保护,“我没有什么可隐藏的,我与我的团队和顾客都以开放的态度工作,坟墓里的秘密已经够多了,”他笑着说。
在Voutilainen的 “工厂”里,每年只生产60-70块手表,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艺和创造中。与大多数钟表品牌不同,营销和传播部门只占据公司财政资源的一小部分。
因此这些工作都由Voutilainen一人负责。Voutilainen说:“我接待客户,负责销售,并亲自参加展会。”
与其他豪华表品牌及他们衣着考究的销售人员相比,这种私人接触占有很大的优势。“上周我接待了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客户。这个地方的宁静和魅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你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常年生活在混凝土建筑中的人来说,这种反差是多么大! 因此,我们出售的是一个独特的故事、一次邂逅和一段持久的记忆。这就是我们的优势,”Voutilainen说。
(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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