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人的恐惧

一位妇女回到福岛附近的家，取一些自己的私人用品 Keystone

两年前的核灾难，至今还让福岛地区的人噩梦连连。一位来自东京的精神病科医生主动住到了福岛地区，要帮助那里的人。他向瑞士资讯swissinfo.ch讲述了福岛人的恐惧。

精神病科医生堀有伸在南相马市的诊所里工作，该市位于福岛向北24公里处。与日本非政府组织“邻祖互助”一起，堀有伸开办了不少研讨会和其他活动，为了引起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警惕。

他建议当地居民敞开心扉、向外界抒发自己的感情，尽管“他们并不愿这样做，因为这不符合日本的传统文化”。将那种“失去一切”的感觉掩埋在心里，正是最危险的。而同样危险的，是始终都有一种恐惧的感觉。堀有伸这样说，他曾经写过多部著作，关于日本人的习惯性抑郁。

就在2年前，16万人出于对核泄漏的恐惧离开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

瑞士资讯swissinfo.ch：读者们所表达的恒久的恐惧，令我们惊讶。您的患者也有这样的反应吗？

堀有伸：是的，我很确定，所有福岛的居民都心存忧虑，尽管有些人并不愿意提及。

忧虑有很多种，其中最普遍的是对儿童染上慢性病的担忧。人们担心核辐射已经渗透到食品和环境中。此外，他们还害怕核电站会再次发生爆炸，担心自己受到其他省的孤立，得到像瘟疫病人那样的待遇。

swissinfo.ch：不少人已经怀着恐惧之心生活了2年，这种情况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对日本来说，这是一种新情况，会触发一些什么样的心理疾病？

A.H.：说得对。日本正在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已确认，那些在核灾难前已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灾后会再犯。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而且，现在也有更多人患抑郁症，并染上了酒瘾。

另一种现象就是，不少人孤独地死去。

堀有伸(Arinobu Hori)：

1972年生于东京。1997年获得日本医学学历证书。

1997-1999年在东京大学医院精神病科工作，至2003年在东京的多家医院工作。

2003-2008年在某医院工作，负责帮助慢性病患者重返社会。

2008年-2012年开始研究慢性抑郁症。

2012年搬至距福岛24公里的南相马市居住，以便在当地诊所工作。

swissinfo.ch：有这样一位女性，她每三个月回一次家，“当我看到花园里的杂草时就会想，这本该是我和孩子们生活的地方。这时我就觉得我是在参加自己的葬礼”。您怎么分析这样一种情况？

A.H.：失去自己的出生地(故乡)，以及随之而来的归属感，让自己变得毫无价值，这是心理学里一个很有名的课题。对福岛的居民来说，自记事起就开始打理自己的花园。对他们来说，出生地是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的。

对这位女性来说，情况更严重，因为她每三个月就要直面这一问题。有些人，根本就难以承受这种失去。不久前，就有两个男人在自己的房子里自杀了，当他们回去的时候。

swissinfo.ch：1995年神户地震后，人们曾一度忧虑、失去希望。福岛灾难所造成的影响，与那次有什么不同？

A.H.：整个社会的分崩离析是福岛的特殊灾难。在自然灾害面前，比如像神户地震，人们变得更团结，共同抵御，共同重建。而福岛的核辐射改变了一切。它导致了家庭和社区的崩溃。

在有些社区只有老年人回去了，年轻人都搬走了。即使是在夫妻之间，当商量是否返乡时，也会出现意见分歧，因为他们对核泄漏的恐惧程度不同。抑或有些人离开了福岛，却在朋友圈中遭到唾弃。而且依据受辐射程度，当地居民获得的赔偿金不同，也导致了整个社区的分裂。

而且撤离人员生活在陌生的地区，与邻居素不相识，难以倾诉自己的恐惧和困难。

swissinfo.ch：您说民众对核泄漏的恐惧心理是不同的，是因为政府对此的宣传透明度不够吗？

A.H.：对。日本人有这种感觉，自从发生爆炸后，政府好像隐瞒了一些情况。

造成灾难的原因其实是日本的国民性。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心态。日本是个高负债的国家，但负责人并没有对此做什么。日本社会过度老龄化，但也并没有人帮助年轻的一代。这种心态就是，不去做抉择，这是典型的日本人。福岛只是加剧显示了这种国民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领导必须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在此期间，当地人要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转变对福岛高度农业化、传统的社会结构来说，是很困难的。

swissinfo.ch：当您试图重新将这种社会网络按照传统的模式“拼接”起来时，不会担心这种国民性会再次发挥作用吗？

A.H.：我并不想改变这种传统的社会模式，因为福岛人现在的第一步是: 重建。他们会保留这种国民性，因为这是通往之前的社会结构的途径。这些人已经准备好，为集体牺牲一切。

如果我能够帮忙的话，我希望在他们的性格中稍稍加上一点独立，让他们在古老的社会结构中加上一点积极的因素。这样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译自德文：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