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伦理的人工智能:瑞士能否引领发展?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诸多技术尚未受到监管,最近关于追踪病毒接触者的辩论凸显了解决此类问题的紧迫性。瑞士拥有着顶尖的研究水平以及强大的民主体制,因此有潜力引领符合伦理的人工智能的发展。
什么是人工智能(AI)?2018年离世的著名科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曾说:“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遇到的最好的事情,但也可能是最坏的事情。”
欧盟委员会组建的专家小组在2018年底就针对可信人工智能发布了伦理指南(多语)外部链接草案,但截至目前,仍没能建立起全球公认的战略,来定义包括透明度、隐私保护、公平正义等方面的共同准则。
瑞士拥有强大的民主制度、中立的立场和世界一流的研究水平。在塑造符合伦理标准的人工智能的过程中,瑞士的这些独特优势可以助其发挥领军作用。瑞士政府已经认识到人工智能对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基于此,瑞士已积极投身于国际层面的讨论。
什么是人工智能?
目前人工智能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通常,人工智能可分为两类:广义的人工智能,致力于高度复制人类行为;而狭义的人工智能则专注于单任务,例如人脸识别、自动翻译以及诸如YouTube视频这类的内容推荐。
当前,为阻止2019冠状病毒(Covid-19)传播,瑞士与许多国家都使用了追踪接触者应用程序等新技术(无论是否使用人工智能),随之而来的就是其中所涉及的隐私问题。相关问题的思考虽然严肃而深入,但在瑞士国内,只能算刚刚起步。
欧洲提出了“泛欧洲隐私保护政策下的近距追踪”(PEPP-PT)系统,提倡集中化数据方法,这引起了人们对其透明度和管辖权的关注。然而,包括瑞士在内的许多国家计划采用去中心化和增强隐私的“去中心化隐私保护政策下的近距追踪”(DP-3T)系统,两者互相违背。德国的退出最终成了压垮PEPP-PT系统的最后一根稻草。
Jim Larus是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计算机与通信科学学院(IC)的院长,并且是该校DP-3T工作小组创始成员之一。他说,“欧洲就集中式和分散式近距追踪的优缺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非常有益,因为它使这个问题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注,并彰显了这些应用程序的设计及建立过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们只有在感到不必为了解除隔离而牺牲隐私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这款追踪接触者应用程序。”
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将近三分之二的瑞士公民表示,他们支持追踪接触者。DP-3T应用程序目前处于测试阶段,同时其广泛使用的法律条件定义仍在等待瑞士议会的决议。但是,这场辩论凸显了解决未受监管的技术的伦理规范和治理方式等问题的紧迫性。
“瑞士方式”
人工智能首次被纳入瑞士政府制定的国家战略,为加速社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合适条件。
去年12月,一个工作组向联邦委员会(执行机构)递交了题为《人工智能的挑战》的报告。该报告指出,瑞士已准备好发掘人工智能的潜能,但报告作者决定不特别强调人工智能的伦理和社会层面的问题,而聚焦在各种人工智能应用实例和由此带来的挑战上。
“在瑞士,中央政府并没有为人工智能赋予一个总体的伦理视角。如果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指手画脚,这与我们的民主传统相矛盾。”国家教育科研与创新局(SERI)局长Daniel Egloff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Egloff还说,绝对的伦理准则很难建立,因为很难适用于所有的技术应用情景。他补充说:“在包括公众在内的国内和国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磋商中,人工智能的伦理视角正在凸显,而政府正在这场辩论中发挥积极作用。”
从更广的层面看来,政府坚称在非常积极地参与国际上有关伦理与人权的讨论。瑞士联邦通讯部(OFCOM)国际事务主任Thomas Schneider大使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在这方面瑞士“是欧洲委员会、联合国及其他论坛中最活跃的国家之一”。他还补充说,瑞士联邦通讯部和外交部的雄心壮志是将日内瓦变成全球技术管理中心。
只是另一个流行词?
那么如何定义技术是否符合伦理呢?Mindfire Foundation基金会致力于研究以人类为中心的人工智能,神经科学家Pascal Kaufmann是其创始人。他说,适用于人工智能的伦理这一概念只是另一个流行词:“人工智能的定义并不明晰。许多人们口中的‘人工智能’,其实与智能毫无关联,更多的仅仅是蛮力计算。这就是谈论符合伦理的人工智能毫无意义的原因。为了做到符合伦理,我建议大家为人民而不是为专制政府或大型科技公司创建人工智能。制定伦理准则对我们毫无用处,也不会帮助我们创建人工智能。”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健康伦理与政策实验室的博士后Anna Jobin对此持不同看法。根据她的研究,她认为伦理考量应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将人工智能视为纯粹的技术,在最后才加入一些伦理准则,而应该从一开始就在伦理和社会方面进行讨论 。”由于人工智能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会不断增加,Jobin认为公民需要参与到有关使用人工智能的新技术的辩论中来,关于人工智能的决策应该将公民社会纳入其中。但是,她也承认,如果缺乏伦理治理,仅仅罗列伦理准则是有局限性的。
Peter Seele是瑞士意大利语区提契诺大学(USI)的商业伦理学教授,对他来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将商业、伦理和法律置于同一高度。他说:“商业受到法规的吸引。促进商业繁荣需要一个法律框架。将商业与伦理配合良好的法律为所有参与者创造了理想的环境”。挑战在于在这三个支柱之间找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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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瑞士的方案主要依靠自我规范,Seele仍然认为建立法律框架将给经济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推动力。
如果瑞士可以在定义伦理标准方面起到引领作用,那么其基于直接民主和民主控制的合作的政治体系,则可以在为人工智能民主化和个人数据经济奠定基础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瑞士工程科学院(SATW)在2019年底发布的白皮书中建议,瑞士MIDATA(多语)外部链接是一个可行的模式,这是一个非营利性合作体系,旨在确保公民对其数据使用的主权,充当数据收集的受托人。数字帐户的所有者可以成为MIDATA的成员,参与合作体系的民主管理。他们还可以有选择性地访问其个人数据,用于临床研究和医学研究。
开放数据生态系统的出现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参与,这提高了人们对使用个人数据的影响的认识,尤其是出于健康原因,例如这个追踪接触者应用程序。即使有人认为分散式系统在维护基本权利方面比集中式方法做得更好,但这种系统也更易受到网络攻击。
人工智能法律基础的创立可能会引发一场对数字系统的有效性和伦理性的公众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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