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代表制：打破瑞士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垄断
1918年，时值全球政治多事之秋，瑞士人民作出了一项历史性的决定：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在国家层面获得批准。从此以后，小党派和团体开始有机会出现在议会中。本文描述了瑞士如何为“比例代表制”而奋斗，以及这一决定是如何打破了自由党的“霸权统治”地位。
1847年，瑞士内战宣告结束，新教各州取得胜利，自由派建立了政治霸权(瑞士自由民主党Freisinn)。1848年基于新宪法建立的当代瑞士也是由自由派主导。自由派采取了在新的单一国家市场环境中加快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政策，从而推动瑞士迈入了欧洲最发达国家的行列。 然而，这场大跃进也带来了一个负面影响：寡头“埃舍尔体系”(Escher System)。
“埃舍尔体系”(Escher System)是19世纪下半叶瑞士政治与经济融合而成的。它促使了自由联邦政治精英和新的工业精英的“互利”合并。该体系以Alfred Escher(1819.2.20-1882.12.6)命名，他是瑞士政治家、商业领袖和铁路先驱。
由于他在众多政治岗位以及瑞士东北铁路、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瑞士信贷、瑞士人寿和圣哥达铁路的奠基和管理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埃舍尔对瑞士19世纪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人们认为“埃舍尔体系”严重有失公平。
1874年在各州内推进的自由主义运动，导致了对1848年宪法的第一次全面修订。该修订案赋予人民新的权利，他们可以将议会已经通过并批准的法律付诸公民投票。通过这种方法，瑞士人民剥夺了寡头“埃舍尔系统”的主要基础，即工业精英在联邦层面上对立法具有无限影响的能力。宪法中最不公平的一点就此被废除。然而，社会各界也愈发意识到他们需要改变议会的组建方式，乃至于国民院(National Council)的组建方式。
找寻更公平的体系
少数服从多数制度无法充分涵盖实际的政治格局，1890年议会选举的结果尤其凸显了这一点。多数制度及其不公平性成为了当时瑞士辩论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社会主义者对该制度的抨击尤为激烈。但是，如果没有获得广泛民众的共识，选举制度就不可能得到彻底修订。
1900年11月4日的公民投票中，人们以多数票否决了一项与比例代表制类似的立法倡议(Proporzinitiative)。该提案在1910年10月23日的公民投票中再一次被否决。当时大多数州(有投票权的实体)实际上支持向比例代表制过渡，但没有取得基于名单的/合格的多数票。一直到1918年10月13日，人们才在公民投票中以66.8％的多数票通过了这项动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改变呢？
寻求改变
对于反对者来说，比例体系是一种“外来祸害”(“fremdländischesGewächs”)，因为其可能会分裂议会并弱化传统政党。如果没有明确的议会多数，该国可能将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Verwirrung und Anarchie”)。
“Proporz heisst Gerechtigkeit”(“比例代表意味着正义”)， 这是支持者给出的答案，他们主要来自左派和天主教阵营。世界大战总是能改变很多事情。中立瑞士不是冲突的一方，但其社会和经济形势依旧严峻。粮食短缺和社会问题加剧是人们在选举新议会的那一年的标志性话题。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大众需要更多的政治变革。
但是1917年10月28日的议会选举结果出炉后，自由党再次在下议院获得绝对多数席位(189个议席中的103个席位)。推进改革的希望完全破灭了。因此，1918年10月13日的公民投票是在瑞士社会和政治局势急剧恶化的气氛中上演的。
处在革命边缘的瑞士
1917年的议会选举结果令左翼无法接受，他们加大了对国家局势的干预力度。瑞士政府和联邦委员会(Federal Council)被要求使用军队来稳定国家局势。在战争期间，右翼和左翼之间的冲突对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政府必须在两种选择之间做出抉择：开始改革使左翼受益，或采取反击行动。他们选择了对左翼激进派进行镇压。
由于威胁要使用武装部队“镇压左派布尔什维克的骚乱”，瑞士的军事机构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尽管社会党和工会中的温和派领导人认为罢工是斗争中最后一步才会使用的手段，但左派采取的回应仍是威胁要进行大罢工。左派骚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瑞士构成了革命性的威胁？ 动用部队是一项过激措施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仍在进行中。
无论你怎么看，但在战争时期和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政变之后，瑞士的局势确实相当紧张。1918年10月1日，银行职员在苏黎世罢工，得到了左翼贸易联盟的支持。对于右翼势力来说，罢工不仅仅是一种令人不安的迹象，更让他们担忧的是一些中产阶级社会阶层可能与左翼形成联盟。瑞士著名律师和法律理论家Fritz Fleiner(1867-1937)在《新苏黎世报》(NZZ)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达了这些忧虑。该文称银行业者的罢工是“瑞士成为布尔什维克国家的一次预演”。
直接民主的救赎？
在这种背景下，很少有人关注1918年10月13日的公民投票。然而，66.8％的公民投票赞成修改国民院的选举流程，并要求联邦议会也逐渐过渡到比例代表制。如今，那次全民公投被视为20世纪瑞士历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事件。但这其实当时并不在国家的计划之中。
1918年10月25日，Fritz Fleiner直接呼吁政府压制瑞士的左派宣传，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间谍遍布瑞士各地，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当时的苏维埃大使Jan Bersin(1881-1938)。1918年10月31日，苏黎世州正式要求政府派兵。联邦委员会并没有立即做出回复，因为民众动乱预计在11月10日才会达到高潮，因为瑞士左翼团体计划在那期间纪念俄国革命一周年。
瑞士军方当局认为政府的这一立场是一种背叛。法国驻瑞士大使持相同意见，并向政府提交了一封信，尖锐批评瑞士不愿采取措施反对“该国的布尔什维克化”。1918年11月6日，在他的干涉下，联邦委员会决定使用武力。当天晚上，军队接管了苏黎世。同时联邦委员会正式与苏俄断交。
工会呼吁左翼领导人：大罢工
在这种情况下，苏黎世工会呼吁那些参与建立”奥尔滕行动委员会”(“Oltener Aktionskomitee”)的左翼领导人，立即举行大罢工（Generalstreik）。该委员会随之将罢工扩大到19个城镇，中心位于苏黎世。11月10日星期天早上，俄罗斯革命的纪念人群和部队之间发生了冲突。有枪击发生，一名军人被打死，三名示威者受伤。这时候奥尔滕行动委员会应该怎么办？
是否应该要求暴力升级为武装起义？ 但是那样的话，左派将被指责成为莫斯科工作。什么都不做可以吗？ 但那样将是对那些参与罢工的人的背叛。其中一位委员会领导人，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者Robert Grimm(1881-1958)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编写了一份对政府的要求目录，包含诸多事项。其中就包括了通过比例代表制选举国民院。
为彰显其严肃性，奥尔滕委员会于1918年11月11日举行了一次大罢工。11月12日伯尔尼举行了一次特别的议会会议，Robert Grimm也出席了会议。 瑞士联邦总统Felix Calonder(1863-1952)在演讲中承诺考虑社会民主党人的利益，并为他们提供更广泛的政府责任。在这个演讲结束后，Robert Grimm也发表了自己的讲话，但是讲给那些聚集在联邦宫前的广场上的人的。
基于比例体系的新议会
他再次一一列数了自己的要求。然而，中产阶级议会多数拒绝了比例代表制的提议，120票反对14赞成。政府不得不放弃与奥尔滕委员会的谈判，并于11月12日同一天将整个苏联大使馆一并驱逐出境，其中也包括 J. Bersin大使。
当时整个国家都处于军事控制之下。1918年11月13日和14日夜间，奥尔滕委员会决定取消罢工。通过这一做法，他们获得了在比例代表制原则的基础上重新选举国民议会的可能性。 选举于一年后也就是1919年10月26日举行。
自由民主党(现为FDP. Die Liberalen)一下子失去了几乎一半的席位(60个席位对比过去的103个席位），胜利者是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SP，41个席位对比过去的20个席位)和农民 、手工艺人及城市居民党(也就是如今的瑞士人民党-SVP，在总共的189席中取得29席，过去仅为4席)。因此，左翼势力的政治影响力显著增强，这使得在1943年他们的代表Ernst Nobs(1886-1957)进入瑞士内阁，这可是瑞士历史上的头一次。
比例体系和多数体系
比例代表制属于在代表机构选举中使用的一种选举制度。在比例代表制的选举中，各政党提出候选人名单后，根据候选人所得票数的比例，来分配当选席位。多数选举制度是获得其选民多数票的候选人被视为当选者。
(翻译：樊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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