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擁有決定自己生命如何終結的自由

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協助自殺在瑞士一直是合法的。 Keystone / Gaetan Bally

如果你決意要去安樂死機構Dignitas結束自己的生命，那麼你需要準備不少東西：醫療記錄、資金以及勇氣。在我啟程之前，我被告知了唯一的條件：絕對不能洩露該組織的地址。因為有時候，其他絕望的人會在未提前溝通的情況下，突然出現在這家機構的辦公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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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nitas似乎擔心《金融時報》的讀者會徑直前往蘇黎世，要求立即得到解脫。他們更希望那些有意向的人先打電話諮詢–有人是會這麼做，特別是在週末、節假日後，而且據我了解，還有人在滿月出現後前往諮詢。

對於英國和其他地方的許多人來說，Dignitas就是協助自殺的代名詞。就在本月，Dignitas在瑞士開業已滿25週年，瑞士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幾個允許非本國居民尋求安樂死的司法管轄區之一。 Dignitas已經協助超過3700人結束了生命。平均每兩週就有一位英國人在那裡結束自己的生命。

Ludwig Minelli Keystone / Alessandro Della Bella

然而，Dignitas並不僅僅通過協助死亡的案例數量來衡量自身的價值。其本質是一個運動團體，希望全世界認可其創始人路德維格·米內利(Ludwig Minelli)曾經描述的“最後的人權”。自成立以來的25年裡，Dignitas的理念已得到廣泛傳播：現在有10個國家以及美國的幾個州將協助自殺合法化。法國總統埃曼紐·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已承諾在秋季提交一份相關的法律草案。儘管有四分之三的英國民眾支持安樂死合法化，但英國卻一直處於落後狀態，蘇格蘭和澤西島當局已經承諾要作出改變。

不過，米內利這個人比他倡導的事業更具爭議性。他稱自殺是“一種美妙的可能性”。他主張，每個人都應擁有選擇協助死亡的權利，同樣，也應擁有選擇安樂死的權利，由醫生施用致命藥物。五年前，他因在瑞士過度推動“不受約束的自殺”立法而被起訴。雖然他被判無罪，但外國活動家選擇與其保持距離，強調他們追求的是更保守的法條。

此外還有些許諷刺之處。與他幫助的人不同，米內利選擇好好活著。他已步入90歲高齡。當我踏入位於蘇黎世郊區Dignitas樸素無華的辦公室時，他走過來迎接我–頸間繫著一條橙藍相間的領帶，下巴上留有一天的鬍鬚。他看起來神情專注、態度樂觀、精力充沛。 “我每週有三天會鍛鍊身體兩小時！”他興高采烈地向我展示，他每隻手肘還能碰到對側膝蓋。 “我整天都在工作，到半夜才休息。”我此刻意識到，他不僅倡導安樂死，他也是健康長壽的代言人。

米內利原本是一名記者，在五十多歲時取得了律師資格，並開始醉心研究《歐洲人權公約》的潛能。1942年生效的瑞士刑法典將協助自殺界定為合法行為，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一些團體，為人們提供關於終結自己生命的方案。

米內利在其中一個團體裡擔任律師，卻在權力鬥爭中鎩羽而歸。他在一個週六的內部會議上遭遇挫折，於是次日便另起爐灶，為一家名為Dignitas的新組織擬定了章程。 “週一，我們便開始運作。”

在他眼中，怎樣才算是善終？他引用了自己祖母的例子：“她在自家花園裡，欣賞著她的花，然後突然倒下與世長辭。沒有痛苦，沒有恐懼，只有從生到死的轉折。而我外祖母在臨終時很是痛苦。我聽到她對醫生說：“你難道不能做點什麼，讓我痛快地離開嗎？ ”醫生回答道：“哦，不，我們不能這樣做。但我也不會做任何延長你痛苦的事情。 ”“花園式的死亡是最好的！ Dignitas所提供的是次優選擇”–至少對於即將離世的人來說是這樣。

瑞士的法律允許醫生為具備自主決策能力的成年人開具終止生命的藥物，只要醫生的行為不是出於自私的動機。然而，米內利的觀點更為激進。他主張，年僅九歲的孩子也應有選擇死亡的權利。他有兩個女兒，其中一位是婚姻諮詢師，另一位是作家，他還有四個孫兒。 “我知道，那些病重的孩子，大約在九、十歲時就已經具備決策能力。”他還主張，人們應該有權提前預定終結自己生命的方式，以防屆時他們失去決策能力，比如阿茲海默症患者應該有權說：“如果我再也認不出我的妻子或孩子，我希望醫生能讓我安樂死。”

當今世界上，會有多少人選擇安樂死呢？ 5%？ “比這個數還低。”Dignitas的分析顯示，安樂死的比例不足2%。在法律更為開放的荷蘭，這一比例是4%。

在一些國家，變革是通過法院來實現的，法官裁定禁止協助死亡違反了人權。 “目前德國的情況實際上比瑞士還要好，因為在德國，你甚至可以出於私心來協助他人自殺！”米內利笑著說，他並非頭一回流露出這種黑色幽默感。 “但這並非我們的初衷，”他急忙補充道。

在英國，法官們已經裁定，議會必須就這個問題做出決定，而政府則拒絕在議會中留出時間討論這個問題。自2009年時任檢察長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做出決定以來，陪同患病親屬前往Dignitas的人不太可能被起訴，但一些人仍然面臨警方調查。

批評人士認為，弱勢群體可能會在壓力下選擇自殺，而且合法化安樂死會讓當事人不再有動力接受更好的姑息治療。米內利表示：“這純屬無稽之談，許多人在長時間的姑息治療後選擇安樂死。” 在俄勒岡州，當地法律僅允許剩餘預期壽命不超過六個月的患者接受安樂死，89%的患者表示擔心生活質量下降，而只有6%的患者談及繼續治療的費用。 Dignitas的患者通常受教育程度較高，習慣於獨立生活。

2008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選擇安樂死的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並非絕症患者，他們可能只是對生活感到厭倦。然而，這並未讓米內利感到困擾。 “我尊重他們的自由選擇，尊重他們擁有與我不同的觀點。”

針對自殺的種種限制，他內心深處充滿“憤慨”，這些限制源於宗教觀念，會讓人變得“神經質”而非“快樂”。在他看來，安樂死是醫學進步的必然結果，因為現在的醫學技術能夠延長人的生命。 “我們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應該能夠自由選擇終結的方式、地點和陪伴者。”

選民們表示同意。 2011年，78%的蘇黎世選民反對禁止外國人進行安樂死。去年，瓦萊州76%的選民投票支持在醫院和養老院進行安樂死。

米內利的受歡迎程度或許不高，但他聲稱自己並不在意。在2018年針對他的一起法庭訴訟中，案件核心在於他在安排一名女士安樂死時是否出於自私動機，這位女士在遺囑中提出要將10萬瑞郎(約合美金11.13萬元)贈予Dignitas。有三位醫生拒絕協助她安樂死，但Dignitas最後找到了第四位願意協助其安樂死的醫生。這一行為雖然備受質疑，但卻是合法的。 “我清楚邊界在哪裡，”米內利如是說。

但他真的清楚嗎？十年前，他被指控滿車載著Dignitas會員的骨灰，無情地將其傾倒在蘇黎世湖中；據報導，他對此事供認不諱。在這個問題上，米內利的同事希爾凡·盧利(Silvan Luley)表示：“首先，他沒這麼做，這並非他所為。”而米內利的否認則顯得意味深長。 “我們只是在遵循他們的遺願。”那麼他真的傾倒了骨灰盒嗎？ “我不想回答這些問題，”他笑著說。

思考死亡對米內利的生活產生了哪些影響呢？他說：“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意識到總有一天會去世。”人們需要妥善安排自己的後事。

那麼，米內利想活到100歲嗎？他說：“如果我現在的狀態能維持下去，我希望能活到100歲，甚至110歲。我一直在工作，對世界發生的事情、Dignitas發生的事情都保持著濃厚的興趣。我會查看每一封收發的郵件。我還在嘲笑那些只讓預期壽命不超過六個月的人進行安樂死的法律：實在太愚蠢了。我記得馬克·吐溫的名言：預測很難，尤其是預測未來的時候。”

我問他是否曾有過想要結束生命的瞬間。 “沒有，從來沒有。”他希望自己能像祖母一樣，在花園中倒下去世。他是否已經進行了他想進行的所有對話？ “我已經做好準備，我知道我每天都可能去世。”然而當我追問他時，他的態度顯得非常現實。他告訴我，昨天深夜，他查閱了自己的銀行對帳單，更新了一遍記錄。第二天，他的小女兒將會花一整天的時間來熟悉他的電腦和記帳文件。

在我們見面那天，有一位男士將在Dignitas離世，他在2011年首次聯繫到米內利。這個擁有30多名兼職員工的組織，將在米內利離世後繼續運作。有近1.2萬人成為Dignitas會員，他們支付了約220瑞郎的單次加入費和至少80瑞郎的年費，儘管大多數人可能永遠不會選擇安樂死。

米內利是個樂觀率直的人，完全不情緒化。 “如果我能再活一次……”他說，我幾乎屏住呼吸，希望看到他表露脆弱的瞬間。 “我會嘗試早點置產，我租了很多年的房子。”

兩小時後，他的助聽器開始出現問題，他覺得使用德語交談更為輕鬆。但他的決心仍然堅定不移。 “我深信，在歐洲甚至全世界，大多數人都已經做好準備，他們渴望接受協助死亡和安樂死……昨天我了解到，印度的最高法院已經裁定，人們有權選擇死亡！”

我離開蘇黎世，意識到推動變革並不總是一場比拼人氣的競賽。在這個邊界模糊的世界中，米內利明白，尋找非黑即白的事物亦有價值–並為之堅守，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本文自首版發表後已經勘誤，包括對瑞士協助自殺的法律地位進行了澄清。

《金融時報》版權所有，2023年。

(譯自英文：瑞士資訊中文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