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工人当年“只配”蜗居陋室
在瑞士，关于住房危机的首次辩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当年，“工人住房危机"成为各市政当局面临的难题，甚至还一度引发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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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外部链接原文来自瑞士国家博物馆博客，发布于2023年10月5日。
19世纪下半叶，瑞士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部历史著作《新事物来袭》(Das Neue kommt)描述了在此期间瑞士社会所经历的动荡。铁路的建成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而工业化也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蒸汽机和电力的发展，工厂运营可以脱离港口城市，而在此之前，工业运输完全依赖于水运。
这一巨大飞跃带动了城市的发展。正如巴塞尔所经历的那样，城市得以加速发展：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70年间，巴塞尔的人口首次翻了一番；在随后的30年中，该市人口又翻了一番；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中，居民人数再次翻番。从1893年到1897年(即国家博物馆建成的时期)，苏黎世的人口每年增长 9’400 人-增长率为7.3%，是当今同比的7倍。在1850年至1910年间，瑞士全国的城市人口增长了5倍。在1888年至1900年间，瑞士城市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
首先是瑞士农村居民迁往城市，然后是外国人。这些新迁入的居民使建筑业和住房市场不堪重负。城市中心没有足够的经济适用房供所有工人家庭居住。当年房屋建设的目的是盈利，建筑业热衷的项目包括标志性建筑、商业场所、工厂、别墅和较高端的公寓楼等。
巴塞尔市1891年的官方登记簿中写到：”我们注意到，在某些城市，在高档住房过剩的同时，适应底层居民需求的简单住房极度短缺。房地产投机导致的结果是：房屋建造的目的是用来出售，而非长期出租。”苏黎世市议会在1897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对于25’000个低收入家庭来说，该市只有7’785套低价出租公寓可供居住。
换句话说，工人家庭住房严重紧缺。这种短缺并不仅限于大城市：一些小城市-如Arbon(图尔高州)-也出现同样现象。随着Saurer和Heine公司在当地的扩张，该市经济迅速增长。农村地区也不例外，比如乌里州的下罗伊斯河谷地区在首条圣哥达铁路开通后成为交通便利的热门工业区。
分租户和无良房东
从那时起，瑞士各地都在发生着同样的情况：居住用房被隔成小块、加高，地下室也作为居所被出租。别看这些房间狭窄、阴暗、通风不畅，租价却颇为高昂。官方数据显示，这些房间每立方米的平均租金甚至超过了富人区宽敞公寓的价位。也就是说，最小的公寓其实也是最贵的。
为了应付租房的昂贵费用，许多租户对房屋进行了改造，以便容纳其他分租户。有些人将自己的床铺租给居无定所的工人，让他们睡上几个小时，有时，这些工人会根据各自的工作时间轮流入住。在苏黎世的居民中，分租户和按小时租用床铺的工人有时会占到全部工人的15%以上。在苏黎世和伯尔尼，一些工人全家流落街头，只能在谷仓、马厩、阁楼甚至桥下容身。
公共舆论
这些不安定因素逐渐成为公众讨论的主题-无论是在瑞士还是在国外-许多城市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1872 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讨论住房问题。同年，巴塞尔工人协会的一个委员会召集了一次公民大会，以”讨论住房短缺问题”。随后，人们提出一系列动议，以更深入地研究相关情况。
从1889 年以来，巴塞尔、洛桑、伯尔尼、苏黎世和卢塞恩等城市投入大量资金展开遵循严格科学标准的住房情况调查。调研报告可谓是对“住房严重稀缺”的首次记录，解决工人住房问题也被提上了政治议程。
在调查完成之前，苏黎世市议会就在其1894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从实地的大量观察来看，工人住房问题已经到了可能引起民众强烈不满的程度。”“住房过度拥挤”令人担忧，”如不坚决地、大范围地解决‘过度拥挤’这个有可能转为长期化的问题，那么在健康、道德和社会层面将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报告由此得出结论：”如果继续任由住房建设投机式的自我发展，假如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和雇主不进行干预以改变现状，那么情况只可能更糟。”苏黎世市议会决定 “由其成员组建一个委员会，以深入研究工人住房问题”。
初期没有切实成果
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情况并没有得到具体改善。正如市议会所记录的那样，”由于种种原因”，对一系列建议的评估被推迟了。延迟的原因之一是经济的衰退，这暂时抑制了城市的发展。但同时，政治背景也在发挥作用。世纪之交之前，工人的政治影响力很小，但从1900年起，社会民主党人士占据了苏黎世市政府的多数席位。在随后的几年里，苏黎世提出了该市第一个住房开发项目(利马特住宅区/Wohnkolonie Limmat，即现在的利马特1号住宅区/Siedlung Limmat I)，该项目于1907年在公投中获得通过。
1896 年，巴塞尔城市半州州政府和州议会明确否决了委托公共部门建造廉租房的想法。直到20多年后，该市才分别于1919年4月和1921年9月启动了头两个由州出资的建设项目。除此之外，其他城市也各有各的解决之道。以Arbon市为例，1907 年，该市居民同意向当地建筑协会捐款，公共机构于是参与了私人建设项目。此外，一些地方的工业家自己为工人建造住房，温特图尔的Rieter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虽然19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些住房合作社，但它们往往昙花一现。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类住房才靠着有利的政治和金融环境巩固下来。
罢工和纠纷的主要原因
19 世纪下半叶恶劣的住房条件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严峻的社会氛围。苏黎世大学社会与经济史中心教授Bruno Fritzsche(1935-2009 年)是持有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研究团队撰写了《瑞士历史结构图-现代瑞士的诞生》(Historischer Strukturatlas der Schweiz. Die Entstehung der modernen Schweiz)一书。
这位苏黎世历史学家指出，除工资问题外，住房短缺也是工人罢工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一系列”在没有任何缘由及具体要求的情况下，由琐事和小事引起的冲突”，也和工人紧张的住房条件不无关系。例如，1893年伯尔尼市的Käfigturm暴动、1896 年苏黎世反意大利暴动和1902年的 Arbon 暴动。Fritzsche认为，在工会组织、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出现的过程中，工人的住房是比工作条件更为重要的话题。
瑞士资讯swissinfo.ch会定期刊登瑞士国家博物馆有关历史文化的博客( Blog des Landesmuseums外部链接, 德)。此博客文章通常为多语呈现。
Guido Balmer是弗里堡州空间发展、基础设施、交通和环境部的媒体负责人。同时，他也是一名独立媒体专家。
(译自法语：郭倢/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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