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收緊安樂死政策，引國際擔憂

David Goodall(中)是澳洲的一位科學家，他因自己的高齡而赴瑞在安樂死機構的幫助下結束了生命，儘管他並未身患絕症。這種情況，未來可能不會再發生了。 © Keystone / Georgios Kefalas

瑞士是世界上少數允許安樂死的國家之一，因此許多身患重病的外國人會選擇赴瑞士享受輔助自殺服務，但最近瑞士醫學協會發布了一項關於安樂死的新規則，這可能會提高實施這項服務的門檻，因而導致許多打算在瑞士合法結束生命的外國人的不滿。

阅读本文简体字版本请 点击这里

“您聽說了嗎？”今年5月，68歲的Alex Pandolfo收到他的熟人發來的一則電郵，在這封郵件的附件中，是一則來自解脫國際(Exit International，一個設在澳洲的協助自殺組織)題為《來自瑞士的壞消息》的時事消息，其中介紹了一條來自瑞士的新規定-實行安樂死之前，患者必須與兩位醫生進行面對面對話，而且兩次問診之間至少要間隔2週。

Alex Pandolfo. Alex Pandolfo

Pandolfo生活在英國。 2015年他被診斷出患有早發性阿茲海默症。之後他從巴塞爾的自殺協助組織生命週期(Lifecircle)得到了安樂死的“綠燈”，他計畫在“時候到了”時赴瑞士借助輔助自殺結束生命。

原本他計畫中的行程只需幾天的時間，但有了這條新法規，這場最後的旅程的費用將會增加，時間也會加長，“這會對那些經濟不足的人造成阻礙，Pandolfo對瑞士資訊swissinfo.ch說。

不為健康人提供協助性自殺

而為什麼會出現這一變更？今年5月，瑞士醫學協會批准了瑞士醫學科學院(SAMS)修訂的《正確對待死去和死亡》的醫學條例，這些條例將被納入瑞士醫生協會的基本職業守則中，最重要的規則如下：

• 醫生出具診斷書時，除了必須對例外情況做出合理解釋之外，還必須至少與病人進行兩次深入的談話，時間間隔至少為兩週；
• 準備安樂死的病人，必須擁有相關診斷書及預測診斷書來證明病症/或機能受限的嚴重性；
• 在這些準則的框架下，為健康的人實施輔助自殺是倫理上所不能接受的；
• 在輔助自殺之前、期間及之後，都要關注親屬的需求，同時還要考慮到跨專業護理團隊及其周圍人員的需求，在必要時提供支持，並將其記錄在案。

醫科院的條例雖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被醫學協會批准並納入《醫生職業守則》後就能對違規行為予以懲處，瑞士醫學協會是代表醫生利益的醫學行業重要組織，在瑞士從業的所有醫生中，90%以上是醫學協會成員，他們必須遵守協會的職業守則。

“並非收緊，而是精確”

早在2018年瑞士醫科院就已發布過關於《正確對待死去和死亡》的醫學條例，這些條例規定了在醫生實施安樂死時所需遵守的事項，但當時卻未被醫學協會所採納，理由是“太過模糊”，現在新修訂的版本“並非收緊，而是精確”，瑞士醫科院總秘書Valérie Clerc表示。

兩週的時間太苛刻了

但瑞士所有安樂死組織都明確反對這一新規則。

醫生兼生命週期安樂死機構總裁Erika Preisig尤其對於兩週的醫生問診間隔期表示不滿，她認為“兩週的時間，太過苛刻了。”

生命週期雖然已經決定，第一次醫生談話可以線上完成，但Preisig說：“我們的大多數病人是老年人，他們中許多人不知道如何進行線上對話，或者根本沒有智慧型手機。”這種情況下，他們就必須來瑞士。而對於身障者來說，超過兩週的逗留期間外加護理費用將是一筆昂貴的支出。

這項新規則允許在特殊情況下做出通融，但 “在瑞士停留的時間不是通融的理由，”醫科院總秘書Clerc告訴瑞士資訊，她舉例說：“如果病人所剩時間不多，或者根據具體情況-尤其是由於難以控制的病情帶來的極大痛苦-若在安樂死之前等待更長的時間不再合理，”這些情況才能例外處理。

長期以來，一直有人批評瑞士已經成為一個“死亡旅遊業”目的地國，因為瑞士允許外國人來此享受安樂死服務。

兩週的規定可以減少這種“遊客”的數量。然而難道這是瑞士醫科院的意圖嗎？對此瑞士醫科院只表示，這些規則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區別對待瑞士人和外國人。

“醫生被神化”

然而，這裡不僅僅涉及到旅行的費用問題。對於患有罕見神經系統疾病，也被安樂死機構開了 “綠燈”的日本女性Aina來說，另一條規定同樣是一種限制：即必須提供醫生的診斷書及預測診斷書來證明“病情的嚴重性”。

在瑞士，有意通過安樂死結束生命的人除了醫療檔案外，還必須提交一則信，其中必須親筆寫下自己的痛苦嚴重性以及為什麼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

Aina今年30歲，生活在日本。她的病讓她既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她的日常生活完全依賴於她的母親。但與癌症晚期病人不同，她不會立即死亡。

“如果醫生用自己的判斷力來決定我的病是否足以決定死亡，那我自己的意願算什麼？”她問道：“沒有人比我自己更知道我的痛苦有多大，或者我有多想死。瑞士醫生組織是想把醫生變成上帝嗎？”

瑞士安樂死機構尊嚴也持類似的看法，在其發送的時事消息中這樣寫道：“這些新規則將病人的個人意願擱置到背後，而將注意力集中到醫學診斷上”。

這樣做的後果是，“申請輔助自殺的醫療報告以及瑞士醫生需要撰寫的報告和內部文件必須比以前更加詳細。”

瑞士最大的輔助自殺組織解脫(Exit)也告訴瑞士資訊，”新規則未考慮到社會心理因素也可能是導致病人想安樂死的一個合理解釋。”

此外，瑞士輔助自殺組織還認為，新規則中規定的禁止對健康人實施安樂死，忽略了聯邦最高法院、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結果-“人擁有決定何時和如何結束自己生命的自由。”

過程不明確

協助自殺組織還批評瑞士醫科院及醫學協會在決策這些新規定時“不透明的過程”，解脫機構的發言人Muriel Düby對瑞士資訊透露，瑞士醫生團體、病人組織及輔助自殺組織從始至終未得到表態的機會，“這些新規則的文本直至受到醫科院批准之後，依然被列為保密文件。”

為居住在瑞士國內外的瑞士國民提供服務的解脫機構在6月中旬的董事會會議上決定堅持以前的做法。

Preisig和其他輔助自殺組織的代表都擔心，今後不願意再協助實施安樂死的醫生會越來越多。

Pandolfo說，如果不是瑞士的安樂死機構給他開了“綠燈”，幾年前他就可能因畏懼未來而自殺了。 “安樂死這種服務真的提高了我的生活品質，因為我知道如果我堅持不下去了，我可以隨時結束我的生命。” 他認為安樂死這種可能可以防止自殺。他確信：“瑞士現在這麼做是錯的。”

(編譯自德文：楊煦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