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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曾有許多中國間諜

早在1950年,瑞士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1958年瑞士商業貿易博覽會上的照片,中國是當時的客座國家。
早在1950年,瑞士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1958年瑞士商業貿易博覽會上的照片,中國是當時的客座國家。 Keystone / Joe Widmer

20世紀60年代,瑞士成為中國間諜活躍的地方。瑞士的情報部門卻對此無計可施-其中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無法區別中國人的相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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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紅色中國在歐洲的間諜中心》、《紅色中國外交官在瑞士培訓》,20世紀60年代,全世界有數百個媒體用類似的題目進行過報導,但瑞士官方長期都在否認這種說法。

1965年,瑞士聯邦檢察院還宣稱,所謂中國情報單位在瑞士的“童話”很可能是受詹姆斯·邦德電影《金手指》的啟發而想像出來的。

然而,瑞士聯邦檔案館的資料卻顯示出完全不一樣的結果:20世紀50年代-60年代之間,中國情報單位以瑞士為中心鋪設了幾十個國際間諜網。

外部内容

那麼,瑞士是怎樣成為中國間諜活動的指揮中心的?

對間諜有吸引力

一方面,瑞士像荷蘭和斯堪地納維亞國家一樣,很早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但與阿姆斯特丹或奧斯陸相比,瑞士的地理位置更適合秘密會晤。

另一方面,瑞士作為一個希望在國際上確定自己衝突調解人身份的中立國家,盡可能地與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每年都有數千名外交官雲集在聯合國和日內瓦的其他國際組織。所以在這裡,可以竊取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團和個人的資訊。

另一個優勢是,瑞士反間諜機構的職能範圍非常窄-瑞士聯邦檢察院和聯邦警察只對危及瑞士內外安全的個人和組織採取行動。換句話說,就是在瑞士從事針對其他國家進行間諜活動並不違法。

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中國大使館和駐日內瓦總領館的工作人員的人數多達上百人。

1957年,當時的聯邦委員Max Petitpierre在議會對中國駐瑞外交官員隊伍龐大做出的解釋是,中國以瑞士為中心與眾多西歐國家保持經濟、文化和政治聯絡,並在瑞士培訓外交官。

在1954年伯恩舉行的印度支那大會上,瑞士外交部長Max Petitpierre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了首次接觸。
在1954年伯恩舉行的印度支那大會上,瑞士外交部長Max Petitpierre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了首次接觸。 Keystone / Str

其實瑞士並非面對來自共產主義國家的間諜行動而無所作為,1963年瑞士外交部在一份報告中將20名捷克斯洛伐克人、6名蘇聯俄羅斯人、6名匈牙利人、3名波蘭人、2名羅馬尼亞人、2名南斯拉夫人和1名保加利亞人列入嫌疑人名單,但卻沒有一個中國人在列。

同年,外交部對此做出了說明,表示儘管對中國人也有所懷疑,但他們並未對中國大使館採取行動-“為了維護與中國的正常關係。”

對台灣的窺探

今天這點已經非常明確:當時許多中國外交官都是間諜。甚至中國駐瑞士的第一任大使馮鉉就是一名高級情報員,瑞士之所以成為中國在歐洲的間諜中心,這位大使功不可沒。

1959年回國後,馮鉉被任命為中央調查部(現在的國家安全部)副部長。 1966年,聯邦警察局曾寫道,馮鉉是 “中國情報機構在西歐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

台灣外交官在間諜活動中也發揮了一定作用。對中國來說,台灣是一個分離出去的一省,遲早會被重新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許多台灣外交官受到脅迫而不得不合作,因為他們在中國還有親屬。

這裡涉及的不是少量的資料。在一個案例中,一名在紐約的台灣翻譯隨身攜帶了許多聯合國文件,以至於不得不叫了一輛計程車才將這些文件運到中國領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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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吸收行為還一直深入到最高層官員:1966年,台灣駐布魯塞爾大使館的文化專員郭有守被逮捕。郭是日內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的常客-他身兼雙重身份:1954年,他被中國大使馮鉉本人在瑞士吸收。

12年來,他為中國提供了有關台灣和一百多名台灣外交官、僑民和遊客的資訊-共收取了約4萬美元。而他的外交豁免權令他最後免於承擔法律後果。

郭有守及他在中國大使館的聯繫人被驅逐出境,為了不危及與中國的良好關係,這一切都是秘密進行的,媒體並未獲知具體人名和採取這一措施的原因。

由於中國迫切需要西方的知識和技術,中國的“外交官”還在整個歐洲收買了許多中國籍的科研人員和學生。

除了外交官員,新聞工作者身份也是情報人員很好的掩護:一些情報人員為中國通訊社新華社工作,新華社被瑞士聯邦警察稱為“中國在西歐的情報驅動力”:“它利用自己的中心優勢,在巴黎收集來自整個西方世界的各種訊息,然後通過伯恩和日內瓦傳送給北京。”

調查工作的困難

1967年,在瑞士的近百名中國官員中,有30人被懷疑是情報人員;另外30人被猜測有情報任務。當然,瑞士反間諜機構並非只是袖手旁觀,任憑這些人在伯恩和日內瓦從事情報工作:瑞士方面監聽了電話;跟踪了外交官;識別和調查了訪客。

他們還與美國中情局和國際刑警組織進行合作,但都收效甚微。中國外交官的數量之大,為調查工作帶來了很大困難。早在1955年,瑞士總檢察院的一份報告上寫道:“中國人很難被區分出來,因為他們看起來都一樣。”

事實的確如此,無數次針對中國情報嫌疑人的追踪行為最後都無疾而終,因為瑞士證人根本無法確定這些中國人誰是誰。

中國人在瑞士的行動被視為不具危險性。 1964年,瑞士政治部秘書長曾表示:中國人在瑞士搞不出什麼大動靜,“僅僅因為他們的膚色,就會隨時被注意到。”

由於瑞士聯邦警察局的資金不足,所以追踪中國間諜及其接應對象的工作則落在了地區警方身上,但這些追踪行動卻一次又一次地以失敗告終-因為缺乏人手;天氣不好;單行道造成的混亂,或者因為嫌疑人中途上了火車等原因。接受任務的警察經常在認定的地點徒勞地等待,而嫌疑人卻在路上憑空消失了。

但是,就算一名中國外交官被證實是間諜,也不用擔心會被制裁。因為如果他們被瑞士採取了制裁措施,那麼瑞士駐中國的外交官或公司就會遭到中國的報復。

(譯自德文:楊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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